河北
庆功宴散场，吕建民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搁着一只牛皮纸袋。
他说老刘，四万块，最高标准了。
我捏着那只纸袋走出来，走廊里还飘着酒菜的味儿，胃里一阵一阵往上翻。
回家已是半夜，女儿趴阳台写作业，台灯罩着她瘦窄的肩。
她喊了一声爸，我没应，在楼下花坛边上坐了半小时才进屋。
那一夜，那只牛皮纸袋就搁在床头柜上，我没打开。
天亮之后，我写了一份辞呈。
01
事情的起因，要倒回两个月前。
华通的工资已经拖了三周了。
财务那边放话说，再收不到款，下个月公积金都交不上。
虽然公司账面没明着说，可三十几号人坐在格子间里，谁心里都清楚是卡拉姆那笔4.5亿货款卡住了。
周一的例会上，吕建民坐在长桌那头，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目光扫了一圈，说：“我找了中间人问过，卡拉姆那边咬死了外汇管制，要再拖个一年半载走仲裁。公司等不起。”
袁超立刻接话：“舅舅，咱们干脆顺着仲裁的路子，把债权折价转出去，找资管公司接手，虽然回不了全款，但至少能盘一半。”
袁超是吕建民的外甥，今年刚被提成副总监，开会永远第一个表态。
我没吭声，翻了翻面前那份销售合同。
这批设备是两年前签的，出口到卡拉姆集团，合同总额折合人民币约4.5亿元。
发货前我们做了全套信用审查，对方在当地是有名的矿业巨头，资产负债率并不高。
散会后我去茶水间倒水，吕建民跟了过来，问我：“老刘，袁超说的方案，你是什么看法？”
我端着杯子，想了一会儿：“货款拖了快两年，如果走折价转让，等于白白损失两亿多，卡拉姆不缺钱，缺的是一个被逼着还钱的由头。”
“那你的意思呢？”
“我去一趟，当面跟他们谈。要是谈不拢，我再想办法。”
吕建民打量了我一眼，半天没说话，后来把烟点上了，吸了一口才说：“老刘，你要是真能把钱追回来，我不会亏待你。”
我不太想接这句话。
华通做了快二十年，他这句“不会亏待”我听过很多次，每次语气都差不多。
以往活儿干完，奖金发下来虽然多少会打点折，但场面也还过得去。
我就当他是真心话，没往深里去计较。
下午，袁超捧着个文件夹进了我办公室，说有份协议要签一下。
我接过来翻开，是一份保密承诺书，大意是不得利用在职期间掌握的客户资源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这是吕总的意思。”袁超笑呵呵补了一句。
我看了一遍，逐条都算正常，就签了。
签完袁超又把另一页纸推过来，上面是一份空白的“专项任务绩效确认单”，说补签了正式走流程用。
我正要仔细看，袁超的手机响了，他顾着接电话，把单子抽了回去，说等出差回来再补，不着急。
那会儿我没多想。
出发前那晚，我坐在客厅里收拾行李。黄玉玮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啦啦的。她喊了一句：“几点的飞机？”
“明天早上八点。”
她没再说话。过了好一阵，她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保鲜盒，里面装着腌好的萝卜干：“带过去下饭吃。外头的东西你吃不惯。”
我接过来放进双肩包夹层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女儿刘紫萱从房间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拎着一个小罐子：“爸，这是蜂蜜，你泡水喝，别老喝咖啡了。”
这孩子随她妈，讲话轻声细语的。我说好，把罐子也塞进包里。还没出门，我已经有点想家了。
那晚我躺在沙发上睡不着。
黄玉玮和闺女都睡下了，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冰箱压缩机偶尔响一声。
我翻了个身，脑子里全是卡拉姆那个案子的数据。
老实说，这笔单子是我一手跟下来的，从投标、技术对接、发货到半年一催的尾款，每份邮件往来我都记得。
当初吕建民说这单子利润厚，拿下年终全员翻倍，可货发出去后对方就变了脸，找理由拖欠。
我越想越清醒，干脆爬起来翻出之前的谈判记录。一边看一边做标记。
凌晨两点，吕建民又打来电话，声音带着酒气：“老刘，到了那边有任何需要，直接找我，别客气。”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盯着屏幕发呆。
他这话说得太顺溜了，顺溜得让我心里发毛。可我还是告诉自己，一起共事二十年，他不至于坑我。
02
到了卡拉姆所在国的第二天，我心里那点侥幸就被现实打碎了。
对方派了个法务部的人来见我们，态度客气得不得了，但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外汇管制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也没办法。”
来的人叫阿齐兹，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
我递过去一叠单据，他接过来翻了翻就放桌上了：“刘先生，这些材料我们都有电子版。”
言下之意，你跑来也没用。
我压着性子跟他磨了一个多小时，问他外汇管制的具体文件编号，问他外汇委员会的批复周期，问他要什么条件才能启动付款流程。
阿齐兹开始还敷衍两句，到后来明显不耐烦了，叫助手送客。
吴若曦在电梯里嘟囔了一句：“真够滑头的。”
我没说话，但我知道她说得对。
阿齐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在谈一个无法履约的合同，倒像是在拖时间。
我住进酒店后打开电脑，把卡拉姆这两个年的公开信息又翻了一遍，越看越觉得蹊跷：他们三年前收购了一片矿区，正在做开采前的地质勘探，说明账上是有钱的。
当天晚上，我联系了当地中资商会的熟人，请他帮忙引荐一个做跨境追偿的律师。
熟人介绍了一家律所，规模不大，但主任律师老周是中国人，在这边执业了十几年。
老周在电话里听我说完情况，沉默了一会儿：“刘总，你运气还算好，卡拉姆这边有个情况你可能没掌握。”
“什么？”
“他们旗下一个矿业的项目，上个月刚签了出售协议，买家是一个境外财团，交易金额大概价值两千万美金左右。这笔钱是要走外汇审批的，一旦批下来，就会进他们本地的监管账户。你迟一步，这笔钱就跑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也就是说，卡拉姆确实有能力支付，但他们选择把优质资产变现后再慢慢跟我们磨，甚至可能在这笔钱到账后通过关联公司把利润转走，给债权人留下一具空壳。
第二天一早，我跑去找老周当面谈。
他建议我做两件事：第一，找当地法院申请对卡拉姆名下资产做保全；第二，摸清那笔出售款项的去向，看能不能在审批环节拦截下来。
我原本以为这两件事少说也要三个月，但老周给了个意外消息。
他告诉我，有人通过他的老同学递了话，说愿意帮助我们梳理卡拉姆在新加坡一带的资金通道信息，还附了一份电邮链，里面有几笔转账记录，内容具体到让人害怕。
我问老周：“是哪路朋友？”
老周摇头：“对方没亮身份，只说跟你是同行，在商言商，希望你在华通的日子过得去。”
我当时没想明白这句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叫于长河。
有了这些信息，我们的进展比原计划快了很多。
老周带我们去了当地商事法院，提交了资产保全申请。
阿齐兹又约了我一次见面。
这回他换了个态度，不再笑眯眯了，一脸严肃地拿出了一份质量索赔函，说卡拉姆方面认为华通供应的设备部分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他们要提出仲裁反索赔，索赔金额是三千万。
我听得差点笑了。
那批设备是根据对方提供的技术参数定制的，出厂检验报告、第三方质检单都在。
他这时候翻旧账，无非是想给我制造障碍，让我知难而退。
我没有急，只让吴若曦把全套质量记录发给我，逐条核对了一遍，然后去找阿齐兹摊牌：“反索赔你们可以走程序，但我们会提供完整的质检验收记录。你们打输了，仲裁费用自己掏。”
阿齐兹沉着脸没有回应。
可就在这段时间，我总部的后援出了问题。
袁超发来通知说，由于公司费用收紧，本次出差的开支预算要压缩。
言下之意，我得尽快完成任务，否则超出部分自行负担。
我心里憋着火，但人在外面没法发作。
吴若曦把我们从市中心酒店搬去了郊区一家小旅馆，条件简陋，空调是窗机，一开轰隆隆响。
我躺在硬板床上，把老周发来的资金链资料看了第三遍。
那笔两千万美金的出售款会在月底走完审批流程。
我算了算时间，还剩九天。
那九天里我没怎么合眼，白天跑法院、跑银行，晚上回到旅馆整理材料。
有天半夜，吴若曦来敲门给我送方便面，看我红着眼坐在电脑前，她犹豫了一下：“刘总，吕总那边要不催一催？他要是出面发正式函件，法院那边可能更好说话。”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没有催。
这些天我每次给吕建民打电话，他都像踩着棉花，语气热络但没有内容，让我先干着，说家里那边他已经安排人接待了银行谈判团队。
袁超催问我这边的进展，语气越来越不耐烦，仿佛我在外面旅游一样。
我把电话挂了，盯着那份冻结令申请书上的白纸黑字看，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劲。我不能就这样让别的部门看我的笑话。
03
第九天傍晚，法院的裁定下来了。我们成功冻结了卡拉姆旗下一笔通过他国子公司的往来款项。
这个结果让阿齐兹那边慌了。第二天上午，卡拉姆集团分管财务的执行副总裁主动约我见面，表示愿意启动付款流程磋商。
这场磋商从上午一直谈到夜里。对方先提方案是分期半年，首付三成，余下以设备维护费的名义抵扣。我笑着把方案推回去，说这不是在谈。
拉锯到第三天，对方终于松口，同意先行支付一半本金，剩余部分用矿区的应收账款做质押，以信用证担保，分期六个月结清。
回酒店的路上，吴若曦在出租车上长长出了口气：“刘总，成了。”
我点点头，心里却没有多少喜悦。
账面上保住了钱，可我心里清楚，华通的现金流已经撑不到最后一期。
我拨通吕建民的电话，他接了，听完进展后连声道好：“老刘，我果然没看错你。等你回来，大哥亲自给你摆庆功宴。”
“庆功宴就不用了，之前说的那个绩效的事……”
吕建民打断我：“老刘，你还信不过我吗？公司账上有钱，第一个落你头上。先安心回来。”
我沉默了几秒，终究没再说下去。
挂完电话，我站在酒店走廊的窗口，看着外面路灯一盏一盏铺过去。吴若曦在身后轻声问：“刘总，你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什么？把工作做好呗。”
她没再说话。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索性把整个项目的文件重新过了一遍。
翻到合同复印件时，我发现了问题。
合同补充条款第7.3条有一段关于尾款支付条件的修订，写着“若华通单方面违约或逾期交付，卡拉姆有权暂停支付剩余款项”。
这原本在谈判时是一条对赌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可我细看了修订附注里的时间戳，发现这条补充条款是在我出发前两周由法务部递交的版本里加进去的。
我当时的记忆很清楚：这个条款在那份正式签署的合同里是不存在的。
我翻出手机，找到吴若曦留档的那份谈判底稿。底稿里确实没有这个条款。
也就说，有人在合同签发后，又补了一份“补充协议”。
我连夜给法务部发了邮件，要求他们调取合同全文扫描件。回复邮件的人是法务部负责人，他说原件存档在总部文件室，需要找吕总批准才能调。
我等了一晚上，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那个晚上我坐在旅馆床边，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直到窗外天都白了，吕建民的回信也没来。我没再问，因为答案已经摆在那里了。
04
回到华通的第三天，庆功会安排在顶楼。
饭局是吕建民事先订好的，点的菜比年会还铺张。
他讲话时把我拉到台前，用那种惯常的、热络的、还有点沙哑的嗓音说：“这是我们华通最能啃硬骨头的兄弟，刘向东。老刘这次辛苦了，我代表公司表示感谢。”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站在灯光底下，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没什么波澜。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拿下百万级订单时，也是站在这间会议室里被表扬。
那时候吕建民还会拍拍我肩膀说：“向东，有你在我放心。”
如今这话他已经不说了。
散场后，我正打算收拾东西回家，袁超喊住我：“刘总，吕总让你去办公室一下。”
我推门进去。吕建民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那只牛皮纸袋。他抬眼看了看我，冲对面椅子努了努嘴：“坐。”
我坐下了。
他把纸袋推过来：“老刘，四万块。公司最近难处你也知道，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
我看着那只纸袋，轻轻捏了捏，里头是现金。
“之前说的绩效……”
“绩效是有方案的。”吕建民打断我，拉开抽屉，翻了翻，翻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海外专项奖励方案”，日期是我出发之后补拟的，发奖金额栏写的是：四万元。
右下角有财务总监的签字，法务的签字，最后一行是吕建民的审批。日期落在我落地那天的下午。
也就是说，我在外头拼死拼活的那二十多天里，他早就算好了所有步骤。
我把纸袋拿起来，开口说：“吕总，我在华通干了二十年。”
吕建民靠着椅背叹了一句：“老刘，我知道你觉得委屈。但你也得替公司想想，这笔货款要是没有公司的名头、过去的积累，你单枪匹马能追回来吗？人要感恩。”
我站起来，把那只纸袋攥在手里，像攥着一团发皱的废纸。
我原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发现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跟我说话再也不提“兄弟”两个字了。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吕建民在身后叫住我：“老刘，别想太多。华通离不开你。”
我把门带上了。
走廊里灯火通明，庆功会的残局还没散。几个业务部门的同事还在那儿热热闹闹地聊天，看到我出来，招呼了一句：“刘总，喝酒去啊？”
我摆摆手，说家里有事。
电梯门关上那一瞬间，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纸袋，四万块，厚度不够一指。
我曾经为它押上过自己的名字，为他在异国他乡的法院台阶上坐过一整夜。
走出大楼时已经很晚了。
路灯把影子拉得多长，像一把光在路面上描出的裂痕。
我走到家楼下时，抬头看了看楼道里的灯。
刘紫萱的房间已经暗了。
黄玉玮还亮着客厅的灯，估计是留着等我上楼。
我在花坛边上坐了一会儿，手心里的纸袋被攥得微微发热。坐了大约半小时，我才慢吞吞上楼。
黄玉玮给我开了门，没有多问，只说：“锅里有粥。”
我点了点头，换鞋进厨房，把纸袋搁在茶几上。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只纸袋，又看了看我的脸色，最终什么都没说。
我坐在饭桌前喝完那碗粥，碗筷放下时，黄玉玮的声音从卧室里传来：“老刘，钱的事别放心上。我这份工资还撑着。”
我没回答，但眼睛涩得出奇。
她把我想说的话提前说了，说出来的那刻，我心里反而更不好受。
四万块是小数，真正算不清的是他把我当成了什么人来对待。
那天夜里，我把牛皮纸袋放在床头柜上，靠在枕头边闭着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
我读了二十年合同，从没在甲方承诺的时候把条款落实到文字上。
我信任吕建民，信任他把华通当成我们一起养大的孩子。
可他没这么想。
天快亮时，我做出了决定。
05
辞职信是用手写的。
我在书房里找出一沓信纸，一支快没水的钢笔，一笔一画写了大概二百来字。
没怎么措辞，就写了四个字：因个人原因。
末了，我停了下笔，想了想，又加上一句“感谢公司多年栽培”。
早上八点，我到了公司，把辞职信放在吕建民办公桌的正中间。他来得晚，九点半才推门，看见那封信用手指敲了敲，问我：“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他看着我，竟笑了，似乎没当成一回事：“行吧。既然留不住，我尊重你的决定。外面混不好，随时回来，华通的门对你敞着。”
我没有回敬什么。
从办公室出来时，经过自己坐了十几年的工位，电脑屏幕已经暗了。
桌面上的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只有一盆养了好多年的绿萝。
我犹豫了一下，没带走。
新来的小孩会坐在那里，给它浇水。
吴若曦在走廊尽头等我，手里捏着一个信封。
我还没开口，她把信封塞进我手里：“刘总，这是我这几年整理的部分客户联系底档。没有涉及公司机密，都是公开渠道能查到的信息。你用得上的话，就当是同行的一点情谊。”
我捏着那个信封，没推辞，朝她点了点头，走出了大楼。
那天下午我约了远达集团的面试。
我原本并不打算去，因为离开华通后我也想过退居二线，找个清闲点的工作慢慢熬到退休。
可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猎头第二次给我打来电话，说远达集团的于长河董事长想约我坐一坐。
猎头发来一份PDF，里面是远达近两年的海外业务布局。
我看完后推了回去，说不合适。
猎头第三次来电话时，语气有些着急：“刘总，于董说了，他等你多久都行，只要，你肯去见一面。”
我答应了。
不是因为于长河礼贤下士，而是因为我从老周口中知道了当初匿名提供资金链信息的中间人，有一个后缀的邮箱域名，和远达集团官方域名只差一个字母。
我到了远达楼下时，心里还拿不准于长河要做什么。
保安引导我把车停进访客车位，推开大门，一楼大堂站了整整齐齐的两排人，于长河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年纪看起来六十上下，目光却像钉子一样。
他没有伸手，朝我微微欠了欠身：“刘总，远达等你三年了。”
我站在台阶下，有点发愣。
于长河继续道：“五年前我找过你，你没来。这次你自己来了，我就不再放你走了。”
我没接话，回头看马路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树荫下，车窗半开，我看不清里面坐着的人，但那种停车的姿态，我太熟悉了，是吕建民的车。
那辆车在树荫下停了大约一分钟，然后发动机响起来，调头走了。
我在那一刻，忽然觉得心里空了。
不是愤怒，也说不上难过，只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空白。
就像跟一个人同桌吃了二十年饭，头一回发现两个人坐在碗筷的两头，从来没有一个桌上过。
那天晚上我住在旅馆，没有回家。我对着天花板发了一整夜的呆。天快亮时，我给黄玉玮发了条微信：换了条赛道，晚几天回。
她秒回了一个字：好。
没有追问，没有抱怨。她越这样，我心里堵得越难受。我知道我这辈子不容易，能熬到今天，一半是命硬，一半是碰上她认了命。
我关掉手机，翻了个身，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滑到枕头上。
06
远达的办公楼比华通气派，但刘向东在远达的第三天，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跳错坑了。
远达海外业务盘子不大，但他们正在往中东和东南亚扩张。
于长河给他的头衔是“海外业务风控顾问”，听起来体面，实际上没有实权。
他每天坐在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里，面前一台电脑、一叠文件，像是一个被供起来的标本。
于长河没有急于交代具体任务，只是让助理带他参观了远达的几个业务部门。
他走了一圈后心里很清楚，远达真正缺的不是一个会跑项目的人，而是一个能提前看到风险的人。
第五天，于长河才把他叫去办公室泡茶。
于长河亲自洗杯、烫杯，动作很慢，一句话没说，等第一泡茶倒出来，才开口：“刘总，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还不知道。”
“五年前你在华通经手南美那个项目的时候，我正好也在盯着同一片市场。你当时把报价压低了百分之七，直接把我那边的代理方案给毙了。那会儿我恨你恨得牙痒。后来回去复盘，发现你是对的，那片市场根本吃不了高价。”
刘向东听了没有回应。
于长河又给他续了一杯茶：“你离开华通之前，卡拉姆那笔货款的收尾方案我也看过了。你只拿四万块我也知道。”
刘向东端茶杯的手停了一下，没料到老板连这个也知道。
“我要是说我这几年一直都在等你，你信不信？”
刘向东放下茶杯：“于董，你直说吧。”
于长河笑了一声：“年轻人，我这年纪不年轻了。直说就是：我希望你做远达的海外风控总监，但不会给你设什么缓冲期。你上任就搬进总部顶楼办公，直接向我汇报。”
刘向东沉默许久：“有一件事我得先挑明，我在华通签过保密协议。不能碰华通原有客户，也不能在你们这用华通那边的信息。”
于长河把茶盏一放：“我说过了，远达等你三年，等的就是你这股小心劲儿。”
刘向东入职第八天，袁超的举报信就送到了于长河助理的桌上。信中说他“窃取公司机密”
“带走客户关系”，“违反竞业约定”，“人品不端”，落款是“华通国贸一名知情人”。
助理把信放在于长河桌上时，于长河只扫了一眼信封：“查一下发件渠道。”
第二天晚上，于长河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推到了刘向东面前。
刘向东打开看了，信里没有具体的证据，全是概括性的罪名，但他认出了那种遣词方式：袁超写得一手好文章，特别擅长把没有的事说得有理有据。
“要我如何处理？”于长河问。
刘向东把信放下：“不用处理。我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比他的举报更有说服力。”
第二天，他坐在远达的风控部里，把远达最近三年的海外应收账款合同全部翻了出来。
越翻越沉默。
远达的操作风格跟华通完全不同，华通是项目跟到底再催款，远达是签完合同就放养，回款全凭对方自觉。
账面上有至少六七个客户的回款周期严重超期，其中东南亚一个项目已经逾期十四个月，涉及金额近千万人民币。
他还注意到另一件事。那个逾期客户和卡拉姆集团有共同的关联方背景，他立刻做了标记，在审核报告的第一页写下六个字：此项目有风险。
07
第十四天，远达高管月度经营分析会。
刘向东第一次列席，于长河让他汇报海外风控体系的建设计划。
他准备了一份PPT，做了五十多页，包含了远达海外应收账款的头寸分析、逾期客户的关联图谱、以及一个资金回流排期建议方案。
会议室里坐着远达分管财务的副总裁、法务总监、海外事业部总经理。
刘向东打开PPT讲到第三页时，海外事业部总经理钱建军就打断了他：“刘顾问，你才来不到一个月，怎么比我还了解我们海外的项目？”
刘向东没有回避，指着屏幕上那页关联图谱的一角说：“钱总，你这个越南项目的交易对手，是卡拉姆集团前财务高管的亲属公司。他们的信用记录在境外已经有两次逾期执行案件。”
钱建军脸色变了，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刘向东没有等他再反驳，又切换到另一页：“我建议对这几个项目启动应收款保全流程，优先处理那笔逾期十四个月的款项。如果再拖一个季度，对方的母公司可能进入破产重整流程，到时候这笔款就真的收不回来了。”
法务总监翻了一遍图表，抬起头来半信半疑问：“你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拿到的？”
“公开渠道。”刘向东说着关掉了投影仪，“每一份财务数据都有据可查。我做这行二十年，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合同前，先看签字那批人的底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于长河始终靠在椅背上，没有插话，直到这阵安静过去，才缓缓问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钱建军没有再说话，法务总监低头翻了翻文件。
于长河便宣布：“从今天起，刘向东出任远达海外风控总监，负责所有海外项目的事前审查与应收款管理，直接向我汇报。”
刘向东在远达是立住脚了，可他不知道的是，华通也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袁超主动请缨处理卡拉姆那笔尾款的后续跟进，吕建民把这件事交给了他。
袁超连络了几次卡拉姆的财务部门，没有约到一次正式会面，对方态度开始变得避而不见。
三个月过去，卡拉姆那边只回了封邮件，称“资金安排尚未到位”。
华通现金流见底了。
财务总监凌晨三点给吕建民打电话汇报，说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
吕建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邮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拨了一个号码。
刘向东的电话他没有。他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刘向东家楼下。
车停在花坛边上，车窗摇下来，他看见刘向东家里灯亮着，隐约还能看到一个人影在阳台上晃动着浇花。
吕建民在车里坐了好一阵，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存了二十年的号码，拨出去，又慌忙掐断了。
他在车里坐了半个钟头，到底没能下车按响那一声门铃。
他后来给我打过一通电话，我没有接。
袁超第二通电话打来时，我正在远达的会议室里做项目推演。
看到来电显示，我没有接，也没挂，由它响着直到自动断线。
屏幕上弹出一条短信：“刘总，吕总想约你吃顿便饭，聊一下华通海外业务的问题。方便吗？”
我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继续翻看手上的报表。
窗外是已经黑下来的天空，远处高架桥的车流像一条缓缓移动的灯带。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是解气，是一种很淡的倦。
像在一条翻山越岭的路上走了很多年，终于走到下一道山口，回头看，来路也模糊了。
那条短信我没有回复。
08
刘向东主动接下了那个逾期十四个月的东南亚项目。
于长河没有催他，但远达的几位高管都在观望。
一个刚来不到一个月的外人，凭什么碰最棘手的旧账？
刘向东自己心里也清楚，他在远达站不站得住，就看这一仗了。
他让吴若曦协助他调阅这个项目的全部历史往来记录。
吴若曦自从他离开华通后便递交了辞呈，吕建民没有挽留，只签字放行。
她到远达的第二天，刘向东请她吃了一顿路边小馆子。
吴若曦问他：“刘总，你打算从哪里入手？”
“卡拉姆那次的教训告诉我，要先摸清对方手里还有什么牌。”
他花了一周时间梳理那家东南亚客户的股权结构，发现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当地一个华商家族，和卡拉姆方面有过合资记录。
资金链紧张是真的，但对方在另一处拥有一块未开发的地块，那块地的产权在集团旗下，尚未抵押。
刘向东把这个发现整理成报告呈了上去，于长河看完后沉思了许久：“你的意思是，不要直接催款，而是谈担保？”
“对。直接把现金流断了，对方可能会找理由摆烂。不如谈担保，让他们用那块地块做抵押。对方若有诚意还款，不会拒绝。如果不肯，说明他们的资金困境远比表面严重，我们就要提前启动债权转让程序。”
于长河点了头。
谈判比刘向东设想得还艰难。
对方负责人叫林金龙，六十岁上下，福建籍华侨，讲话嗓门很大，但眼神闪烁。
第一轮见面，他摆了一桌午宴，只谈家常不谈正事，客气得像是在接待远房亲戚。
刘向东没有绕弯子，把地块抵押的意向摆到桌面上。
林金龙脸上的笑容收了，切了一声：“我林某人做了三十年生意，连银行都没让我拿地做过保，你一个外人来跟我谈这个？”
“林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