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国军少将救援8.6万红军，建国后毛泽东特别嘱托一定要找到他！

1934年9月，江西瑞金，中共中央正在判断敌军下一步动向时，一本外表破旧的字典被送到周恩来、李克农手中。送信人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甚至敲掉了自己的牙齿，只为把自己伪装成真正的乞丐。

字典里的文字并非普通笔迹，而是用特殊方法留下的军事情报。内容指向庐山会议后国民党方面制定的围剿部署，涉及兵力调动、进攻方向以及封锁范围。情报传回后，中央红军加快了战略转移。

这名送信人叫项与年，真正承担风险的，却是国民党少将莫雄。

莫雄早年家境贫寒，六岁丧母，少年时替人放牛、做杂工。那样的出身，使他很早就明白底层百姓的艰难。1907年，他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军事活动，逐渐在军中站稳脚跟。

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曾经相当密切。1922年，蒋介石在广东一带陷入险境，莫雄率部驰援，将其救出。此后两人往来频繁，蒋介石也曾把他视作可以倚重的旧部。

但军政格局变化后，旧日情分很快让位于权力戒备。莫雄资历老、声望高，军中许多人尊称他为“莫大哥”，这恰恰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1925年，莫雄奉命率部赴广州，却在途中被缴械，随后被迫离开军队。

那次变故改变了他的政治判断。离开军界后，莫雄辗转于澳门、上海等地，与一些共产党员和旧部重新接触。他看到，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日益激烈，而共产党所关注的，却是土地、民生和民族独立。

有意思的是，莫雄并没有立即公开改变身份。他仍以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面目活动，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关系，为中央苏区搜集消息、传递情报。这样的选择极其危险，一旦暴露，等待他的不会是普通惩罚。

1934年，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庐山会议期间，相关军事部署被进一步确定，国民党军队试图依靠堡垒、交通封锁和逐步推进的战术，把红军压缩在有限区域内。

莫雄获悉计划后，立即设法把文件内容整理出来。他对项与年说：“这份情报必须送到中央，路上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承担。”

项与年没有多问。他把情报藏入字典，又化装成乞丐，沿途避开盘查。为了让身份看起来更可信，他以石头敲掉牙齿，忍受疼痛穿过封锁线。抵达后，他只说：“莫将军让我把这个交来。”

这份情报使红军领导人及时掌握了敌军部署。中央红军随后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主力离开中央苏区。需要说明的是，长征并不是因为一份情报便彻底改变了全部战局，但莫雄提供的消息，确实为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与此同时，莫雄还在国民党方面制造假象。他把已经转移的区域报成“歼敌地点”，以虚假的战果应付上级，尽量掩护红军行动。公开身份是剿共将领，实际却在为红军争取生存空间，这种双重处境，稍有差错便会暴露。

国民党政权败退前后，莫雄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为躲避追查，他带家人前往香港，生活十分低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记得这个曾经冒险帮助红军的人，叮嘱叶剑英设法寻找其下落。

叶剑英派人辗转联系，莫雄收到消息后，才知道自己并未被遗忘。回到大陆后，他被安排参与广东北江地区的治安工作。当地残余武装和地方匪患尚未完全肃清，莫雄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与经验，协助恢复地方秩序。

遗憾的是，由于身份长期保密，他一度受到误解。有人不了解他的真实经历，甚至提出过审查意见。古大存得知后及时向上反映，相关部门重新核查，莫雄的历史问题才得到澄清。

1956年国庆期间，莫雄受邀参加典礼，并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称他为“老朋友”。1979年，莫雄担任政协委员。1980年，他在广州病逝，享年89岁。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救援红军、晚年参与地方建设，这几段经历，构成了莫雄一生中最不寻常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