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辽东史上,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最耐人寻味。一个是威震辽东、家族子弟遍布军中的总兵官,一个是后来建立后金、埋葬明朝辽东基业的枭雄。按常理,李成梁早该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将其除掉,可他不仅没有动手,反而给敕书、给马匹、给官职、给土地,默许其兼并坐大。为什么?答案不在“不能”,而在“不为”;不在简单的民族政策,而在明帝国官僚军事体制下边将的“养寇自重”。分而治之只是台面话,真正驱动李成梁的,是拥寇以保权位。
一、不是不能灭,而是不想灭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向尼堪外兰驻地图伦城发起进攻,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起兵之初,他手下不过百余人,别说与庞然大物明朝相比,就是北方其他女真势力,也比他要强大得多。此时李成梁若真想扑灭这股刚刚燃起的火苗,以辽东明军之力,绝非没有胜算。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杀努尔哈赤,反而在关键处一再看护、扶植、纵容。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一套“养寇自重”的边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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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误杀其父祖,反成扶植起点
事情的起因,是明军的一次误杀。万历十一年,李成梁率军攻破古勒寨,斩杀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之子阿台。混战之中,为明军做向导的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死于非命。明朝以“实是误杀”作答,努尔哈赤愤然诘问,明朝随即给予抚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并让他袭祖父之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敕书是朝廷给边地首领的任命书,有了它才具备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和互市贸易的资格;马匹则是稀缺的军用资源。这笔“补偿”,实际上是李成梁递给努尔哈赤的第一笔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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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帮助远不止于此。努尔哈赤早年一度在李成梁帐下生活,出入京师时,李成梁也带着他一同前往。此后,李成梁不断兴兵打击女真中其他强大势力,客观上替努尔哈赤扫清了对手。明朝还开放马市,建州由此获得物资;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李成梁的保举推荐下,明廷正式晋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龙虎将军,使其成为建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还嫁给了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当时便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的说法。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宽甸六堡的放弃。万历元年(1573年),李成梁在辽东边墙之外修建宽甸六堡,拓地七八百里,移民六万户进行开荒,将那里建成一片沃土。可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又一次担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以“孤悬难守”为由,下令撤守宽甸六堡,并粗暴地将六万余军民强行迁离。六堡弃地正好扩大了努尔哈赤的活动范围,为其后来进攻大明打下基础。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调查此事,还发现了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勾结的迹象,奏请朝廷严惩,然而明神宗没有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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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夷制夷只是背景,养寇自重才是关键
明朝在辽东向来推行以夷制夷之策,乐见女真各部分裂,扶植恭顺的小酋长去制衡大部落。但是真正让李成梁按住刀不杀的,是养寇自重。
一个彻底平息的边患,会让边将失去存在的理由;一个可控的边患,却能让朝廷持续倚重边将。李成梁需要努尔哈赤这样一个“寇”:恭顺、能打、不反明,可以替明朝打其他部落,也可以随时报“边警”,让朝廷觉得辽东离不开李成梁。
努尔哈赤越壮大,李成梁越显得重要。努尔哈赤也极配合,他对明朝表现得极为恭顺,万历十八年(1590年)首次到北京朝贡,此后又多次前往北京,直接向皇帝表达忠诚。一个名叫克五十的女真人杀了明朝将领,努尔哈赤不遗余力将其捕杀,将首级献给明朝。朝鲜遭日本侵犯时,他甚至主动提出愿意率军相助。这种恭顺姿态,正是李成梁最需要的“可控边患”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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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将的算盘:留一个“寇”,保自己的权
李成梁为什么要这样做?根子在明帝国的管理机制。明代以文制武,边将受总督、巡抚、巡按、兵部、言官多重节制。打仗要报功,报功要验首级;军饷常拖欠,粮饷靠地方;功劳会被文官分走,过错却由武将承担。武官起黜陟的前途均在文臣手中,最终形成文尊武卑之局。万历皇帝本人也曾为武将抱不平,说文官们“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
在这种制度下,一个边将若彻底平患,朝廷可能裁军减饷,自己失去价值;若留下一个可控的边患,朝廷就不得不持续倚重他,军费、权力、封赏便源源不断。于是,“寇”成了资源,“患”成了官位保险。官员的责任感被体制扭曲:不求长治久安,只求局面可控;不求消灭威胁,只求威胁握在自己手里。
李成梁本人正是这套逻辑的极致践行者。他长期镇辽,家族子弟部将遍布辽东,李氏父子五人相继掌兵柄,劲卒数万,雄视绝塞。军赀、马价、盐课、市赏随意侵吞,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又以贿赂结交权门朝士自固。
他蓄养健儿的方式也极具深意:健儿穷时贷予钱财,然后让他们“零剿劫帐”或“御虏先登”,以斩获首级抵偿债务,计级受赏则除前贷。这套体系需要一个持续的“虏”来供给首级和战功,努尔哈赤所代表的边患,正是这个体系的燃料。李成梁不是被文官压得无法作为的弱势武将,而是一个深谙此道的“辽东王”。他保的不是边,是自己的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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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虎为患,帝国买单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病死。一年后,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辽东局势从此不可收拾。这时明朝再想扼杀努尔哈赤,已经来不及了。李成梁一念之私,换来的是萨尔浒的尸山血海,和此后数十年辽东大地上的烽火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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