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看走眼：苏轼一篇考场奇文，为何让他误认爱徒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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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礼部放榜。

那一年，欧阳修做主考官，梅尧臣为小试官。试想阅卷现场的场景：一摞摞糊名誊录的卷子堆在案头，烛火通明，考官们伏案批阅。梅尧臣读到一篇策论，以为似《孟子》，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读完，惊喜，想取为第一名，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为避嫌压为第二。放榜拆封，作者不是曾巩，是二十一岁的苏轼。

后世把这件事当科举趣闻讲，讲欧阳修“看走眼”。这篇文章为什么能“骗过”一代文宗？

为什么欧阳修那么笃定是曾巩写的，他到底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了什么？

一、细读名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到底写了什么

图注：宋 刘松年《山馆读书图》，描绘宋代士人书斋伏案读书的场景

这篇文章的考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我翻到这一页时想，大多数考生拿到这个题目，大概会顺着经文逐句阐释。刑罚存疑就从轻，功绩存疑就从重——这不就是考题的字面意思吗？

苏轼没有。他开篇第一句就跳出了考题本身：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时代，君主深爱百姓、心系民生，以宽厚仁爱的君子之道治理天下。

他不是在回答“罪疑惟轻”是什么意思，他直接把目光拉到了三代以上贤君治世的整体格局。考题问的是具体法条，他答的是治国精神。这种破题方式，放在今天的高考作文里，大概也属于“胆子太大”的那一类。

然后他往下推了一层。他引用《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赏赐存疑时宁可多给，是为了广施恩德；刑罚存疑时宁可免罚，是为了慎用刑法。但他没有停留在这一层。

紧接着，他抛出了那则后来让欧阳修反复追问的典故：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读到这里，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典故写得太漂亮了。皋陶是尧时的司法官，他要杀一个人，说了三次“杀”；尧说了三次“宥”。天下人因此敬畏皋陶执法的坚定，又感念尧用刑的宽厚。皋陶的“坚”和尧的“宽”形成一对张力，最后落在“乐尧用刑之宽”上，正合“忠厚”的题旨。

但翻遍《尚书》，找不到这个记载。

封面示意图

我后来在苏轼的文集里找到了这段对话的后续。欧阳修专门问过苏轼典故出处，苏轼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他还援引孔融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思路——孔融曾以“想当然”的方式化用典故，曹操问他出处，孔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的意思是：文章以义理为先，不必拘泥于字句出处。

我一开始读到“想当然耳”这四个字，觉得苏轼胆大。后来多读了几遍，才意识到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欧阳修主导的诗文革新，反对的恰恰是死守章句、僵化考据的文风。他主张“文以载道”，文章要有用于当世。苏轼临场为贴合主旨化用典故，追求的是义理的通透，不是字句的出处。这恰好契合了欧阳修推崇的新文风内核——胆大且高明。

而整篇文章真正的落点，在最后一句：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宽容过度，仍然是君子；严苛过度，就沦为残忍之人。所以仁可以过一点，义不可以过。

这不是一句书生软善的话。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北宋刑狱苛严、酷吏用事是实实在在的弊病。苏轼这篇文章收尾说：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

古代圣王知道天下的善行奖赏不完，爵位俸禄不足以劝勉人们向善；知道天下的恶行惩处不尽，各类刑罚不足以制裁所有罪犯。所以遇到案情存有疑点时，就全部以仁厚的原则来处理。

这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应试者在考场上，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对酷刑、主张宽政、以仁厚治天下。

他晚年抵触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一刀切，为官一生宽厚待民，或许根源就在这篇应试文章里。《刑赏忠厚之至论》不是普通的考场作文，是苏轼仁政爱民、宽厚治世政治理念的第一次完整宣言。

二、欧阳修为何笃定是曾巩写的

图注：宋 士人论道图，再现宋代士大夫围坐品评文章的风貌。

我后来翻曾巩的文章，慢慢理解了欧阳修的判断。

曾巩是欧阳修最核心的入室弟子，文章“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风格雍容典雅、谨严周详。他的文学思想完全承袭欧阳修的诗文革新主张，重道德、重格局、重说理，反对浮华雕琢，是当时欧派文风的正统标杆。

读曾巩的《墨池记》，我有这样的感受：他的文字很“稳”。没有一惊一乍的句子，没有炫技的修辞，每一句都在该在的位置上，读完之后觉得道理说透了，却说不出哪一句特别出彩。这种醇厚中正的文风，正是欧阳修最为推崇的。

再看嘉祐二年的苏轼。他那时还没有形成后来汪洋恣肆、豪放不羁的个人风格。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苏轼少年时“好贾谊、陆贽书”，文章端庄持重、立论纯正。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通篇以义理立论，行文克制庄重，没有一丝晚唐浮华习气。

我试着站在欧阳修的角度想：一个年轻人，文风纯正，道义深厚，说理通透，格局宏大——除了自己悉心教导多年的曾巩，他想不出第二个人。

而正因为他笃定这是曾巩所作、水平稳居第一，才更要压名次。欧阳修身为主考官，最怕的就是“私授门生”的嫌疑。他把这篇卷子从第一压到第二，恰恰证明他认定此文无人能及。如果他觉得还有别人能写得更好，根本不需要避这个嫌。

放榜之后，欧阳修给梅尧臣写了一封信，里面有句话我每次读都觉得滚烫：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不觉汗出”——读一个人的文章读得出汗，这是什么样的阅读体验？他本以为自己在评判一篇门生的文章，拆封后却发现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二十一岁青年写的。他之前避嫌压名次的那些顾虑，此刻全变成了惊叹。

欧阳修的误判不是看走眼。是对青年苏轼文风、学识、格局的最高肯定。

三、“千年第一榜”，到底是不是吹过头

图注：北宋士人画像，为苏轼传世线描肖像。

每次看到网上那些“千年第一榜”的标题，总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嘉祐二年的榜单确实惊人。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张载、程颢，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章惇、吕惠卿、曾布，北宋新旧变法的核心重臣；王韶，拓边千里的名将。我数了数，一代榜单横跨文学、理学、政治、军事，成材率确实在科举史上极为罕见。

但“千年第一榜”这个说法，正统宋史典籍里没有。这是现代通俗文史和网络传播加工出来的话术。北宋并非仅此一届英才云集，庆历六年、治平二年科举同样名臣辈出。嘉祐二年之所以被无限放大，核心流量来自苏轼的千古名气。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一届省试第一名是章衡，第二名窦卞，第三名罗恺。苏轼的名次在乙科，连前三都没有进。我查章衡的生平时发现，他的正史名气、传世成就远不及苏轼、曾巩、张载。但这恰恰说明，科举名次只是一时评判，人生格局、思想高度、传世价值，才是终身成就。

苏轼终身感念欧阳修的知遇之恩。他后来在《上梅直讲书》中写道：“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我读到这里时，心里很暖。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在考场上被一代文宗如此赏识，这份知遇成为他一生为文为政的底气。

真正让这一届流芳千古的，不是榜单本身，是那个写出“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的二十一岁青年。

一篇考场短文，惊艳一代文宗。二十一岁的苏轼，用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证明了自己的天赋、格局与仁政理想，顺利跻身大宋文坛核心视野。

金榜题名、名动京城，是他人生的高光起点，却不是仕途坦途。走出考场、步入官场，真正的磨砺才刚刚开始。

图注：宋 山水幽居团扇，寄托古人仁厚治世的理想。

下一篇预告：

金榜及第后的苏轼，首任官职只是八品凤翔签判。初入官场的他，年少气盛、棱角锋利，直接与顶头上司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苏轼为官第一站，为何执意和上司对着干？这场冲突又改变了他什么？

文末史源说明

本文考订主要依据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孔凡礼《苏轼年谱》。嘉祐二年进士榜单与科举风貌考辨，参考《宋史·选举志》、眉山三苏祠馆藏考据资料及曾枣庄《苏轼评传》、王水照苏轼专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