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0年前后，章太炎在清末动荡的上海与日本之间往来，重新翻检三国旧史时，写下《正葛》一文，把矛头指向了后世极少有人怀疑的诸葛亮。
他的判断很直接：关羽之死，未必只是东吴突袭、蜀汉失援造成的军事惨败，也可能与诸葛亮的政治盘算有关。此说一出，立刻打破了“诸葛亮忠谋、关羽忠勇”的固定形象。
不过，章太炎说的并不是发现了一份“诸葛亮密令”。正史中没有这样的文书，也没有证据证明诸葛亮曾暗中命令孙权杀关羽。章太炎采用的，是从人物关系、军政格局和事后结果反推动机的方法。
这也是《正葛》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它不是在讲一桩已经坐实的阴谋，而是在追问：关羽为何会在蜀汉最需要荆州屏障时，孤军深入襄樊？蜀汉为何没有及时形成有效救援？诸葛亮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219年，关羽率军北攻襄樊。汉水暴涨后，他水淹于禁所部，声势达到顶点，威震华夏。可就在关羽与曹军相持之际，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陆逊又以书信降低关羽戒心，东吴军队迅速控制江陵、公安等地。
关羽腹背受敌，只得从襄樊方向撤退。蜀军在荆州的统治顷刻瓦解，部众离散，关羽退至麦城一带后被吴军擒杀。这个结局有明确史料依据，但“诸葛亮借孙权除掉关羽”仍属于章太炎的推断。
章太炎为何偏偏把怀疑投向诸葛亮？关键在于关羽的地位太特殊。刘备集团早期创业，关羽既是宿将，也是刘备最亲近的军事盟友。他长期镇守荆州，拥有独立调兵、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麾下将士对他十分服从。
这样的将领，在战场上是支柱，在政权内部也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诸葛亮入蜀后逐渐成为刘备集团的行政核心，主张整顿法度、协调各方。关羽却重情重义、性情刚烈，处理同僚关系时常常缺少转圜。
有一次，诸葛亮曾评价关羽、张飞勇猛有余，却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关羽听说马超归附后，写信询问马超才能如何，诸葛亮明白关羽是在比较彼此高下，便回信称马超只能算一时名将，远不如关羽美髯公般超群。几句安抚，反倒说明诸葛亮很清楚关羽的性格。
问题也由此出现。关羽不是一个容易接受牵制的将领。刘备命他镇守荆州，既是重用，也是把蜀汉东线交给了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军事人物。对诸葛亮而言，这种安排本身就包含风险。
但风险不等于杀意。关羽北伐襄樊，至少在表面上符合刘备集团争夺荆州北部、牵制曹操的战略目标。诸葛亮当时身在成都，并不直接掌握荆州前线。说他“放任关羽冒进”，可以作为政治推测，却不能当成已经证实的事实。
刘封的故事，也常被拿来支持章太炎的看法。219年关羽危急时，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没有出兵相救。关羽败亡后，刘备追究责任，刘封最终于220年在成都被赐死。由于刘封是刘备养子，又与关羽关系紧张，后人很容易把几件事串成一条暗线。
可史料显示，刘封拒援还涉及上庸新附、孟达与刘封之间的矛盾，以及关羽求援时的具体军情。刘封被处死，主要罪名也包括侵凌孟达、失去上庸等。把他的结局完全解释为诸葛亮借关羽之死清除异己，证据仍显不足。
有意思的是，诸葛亮后来并没有表现出“除掉强敌后的轻松”。关羽死后，蜀汉失去荆州，也失去一条能够从长江中游出兵的战略通道。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于章武元年，也就是221年称帝后发动东征，最终在夷陵遭到陆逊重创。
这场败仗使蜀汉元气大伤，刘备于223年在白帝城病逝。若诸葛亮真把关羽之死视作巩固权力的妙招，那么荆州丢失、刘备东征和夷陵惨败带来的代价，未免过于沉重。政治人物或许会权衡利弊，却很难把如此巨大的战略损失称作理想结果。
章太炎真正尖锐之处，是提醒读者不要只用忠奸善恶解释三国人物。他看到的诸葛亮，不是传说中的完人，而是身处复杂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家；他看到的关羽，也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神将，而是一个威望极高、性情强硬、最终被局势反噬的军事统帅。
因此，“诸葛亮借孙权之手除掉关羽”更适合被看作一种历史解释，而不是结案定论。关羽之死，确实暴露出蜀汉内部协调不足、荆州防务孤立和将领性格失衡等问题；至于诸葛亮是否有意推动这一结局，现存史料并没有给出足以坐实的答案。
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一场失败可以有清晰的经过，却未必有唯一的动机。章太炎留下的疑问，至今仍只能在史实与推断之间反复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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