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清朝“官媒”是做婚介的红娘？竟然会敲诈凌虐女犯逼良为娼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讲到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总会提到周代的“媒氏”、后世的“官媒”，给人的印象是官方设立的“职业红娘”：管婚配、促生育、断私约，是古代婚姻制度里的官方中介角色。

但是发展到清代，“官媒”早已偏离了原本的职能，成了专门看管涉讼女犯的特殊衙役。她们手握女犯收押大权，敲诈勒索、凌虐摧残，甚至逼良为娼，无恶不作，成为古代女性一旦涉讼就要闯的第一道鬼门关。

从红娘到牢头：官媒身份的畸变

官媒最早的职能，确实是官方婚姻中介。早在周代，地官就设“媒氏”，掌万民之判，管理百姓婚姻事务。这一制度延续下来，到明清时，官媒仍有两项传统职能：一是给管辖区内贫女、婢女、从良奴婢牵线婚配，二是承办“发堂择配”，把无主女犯、放出女奴指配给无妻男子。但随着清代女性诉讼与女犯管控的发展，官媒的核心职能逐渐发生了畸变，从婚姻中介变成了女犯看管人。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妇女涉讼到堂，以及已审而未结案的女‘未决犯’，均交由官媒收押。”也就是说，只要女性吃上官司，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罪轻罪重，只要还没结案，一律先交官媒看管。此外，“斩绞监候妇女，秋审解勘经过的地方，俱派拨官媒伴送”，押送重刑女犯也由官媒负责。

之所以形成这套制度，本意是出于对女性的“体恤”与名节考量。清代对女犯监禁持极为慎重的态度，传统规则是“妇人除犯奸及死罪应收监外，其他杂犯由本夫收管、无夫者由有服亲属、邻里保管，称为‘责付’”。法律甚至明确规定，官员如果随便将妇女监禁，要“笞四十”。之所以不轻易关女监，是因为时人认为“男女有别，妇人一入囹圄，便玷名节，故非犯奸及死罪，概不监禁”。

可既不能随便收监，又要保证涉案妇女随时到案，官媒就成了中间选项：由官方女差役看管，既不用进男女混杂的大牢，又能保证候审不误。但就是这个看似周全的制度设计，最终演变成了套在女性头上的枷锁。

权大于法：官媒看管下的女性劫难

官媒看管女犯的最大弊端，是权力缺乏监督，最终异化为赤裸裸的勒索与凌虐。光绪三十四年御史王履康在奏请禁革官媒的奏折里，痛陈其中积弊：“凡妇女涉讼到堂及已审未结者，例交官媒收押听候审断，而官媒即得居间，百出其计以相蹂躏。富者百般敲诈，贫者资无所出，甚至以非礼相逼。故妇女凡一讼，差役需索于前，官媒留难于后，身命财产俱已蹈危机，种种苛残莫此为甚。”

这段文字精准概括了官媒制度的三大恶政：

第一是层层敲诈。女性一涉案，差役先在前面索要跑腿钱，交到官媒手里又是一关。有钱人家为了女眷少受委屈，只能不断塞银子；家境贫寒拿不出钱的，就要受尽磋磨。当时监狱里有公开的潜规则：“所里讲妥银价，到所里便不虐待；监里讲妥银价，监里也不至虐待”，官媒处的规矩只严不松。很多女犯本身就是贫苦人家，拿不出贿赂，就只能被克扣饮食、百般刁难。

第二是凌辱与性侵害。对拿不出钱的女犯，官媒不仅打骂凌虐，甚至“以非礼相逼”，纵容狱卒、差役奸污女犯，或是逼迫女犯卖淫。清末监狱的记载里，“狱卒娶不到老婆，只好拿女犯泄气”的现象极为普遍，而官媒（俗称牢婆）往往就是其中的牵线人。她们收了狱卒的钱财，就夜间放其进入女犯住处，甚至把被判死刑的女犯当作换取钱财和人情的工具。更有甚者，部分官媒把持下的女监“设立女馆，致有逼令卖奸之事”，完全沦为了藏污纳垢的场所。

第三是生命无保障。在官媒看管下，女犯的生死几乎无人过问。有因勒索不遂被凌虐致死的，有被仇家买通官媒害死的，最后统统报成“病故”“自尽”了事。时人描述清末监狱的惨状：“有狱卒诈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仇家贿买狱卒设计致死者，有伙盗通同狱卒致死首犯以灭口者……有无钱通贿，断其狱食，视病不报，立待垂死而递病呈，甚至死后方补病呈者，酷毙冤情，种种不一。”官媒看管的未决女犯处境，只会比正式监狱更糟。

正因为如此，清末有句话广为流传：“妇女凡一诉讼，差役需索于前，官媒留难于后，生命财产俱蹈危机。”对古代女性而言，吃上官司的那一刻，就已经掉进了权力的虎口。

光绪三十四年，官媒制度才正式废除

官媒的种种弊政，到晚清已经到了朝野共愤的地步。清末新政修律，司法改革启动，革除官媒终于被提上日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御史王履康上奏，痛陈官媒为害之烈，奏请“将官媒永远禁革，改设妇女待质所”。

清廷收到奏折后，交法部议奏，很快奉旨准行，正式宣布废除官媒制度。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嗣后各直省州县，凡妇女涉讼除实犯奸盗人命及一切死罪例应收禁者，即仿照臣部并大理院及各审判厅办法，设立女看守所另行羁禁外，其非以上情罪，因案牵连备质，承审官拘提录供后即交亲属保领，听候发落，不得概行羁禁……倘有不肖官员擅用官媒仍将妇女交令收押，致被诈索或淹毙者，该督抚即行指名严参，照律拟断。至解审斩绞重罪妇女，应由地方官另雇年老稳练之妇派拨伴送，不准再用官媒。”

这份文件划定了新的规则：第一，重罪女犯进专门的女看守所，由官方统一管理；第二，轻罪、涉案待质的妇女，直接交亲属保领，不许再交官媒；第三，押送重刑女犯，临时雇请稳婆，不再用常设的官媒。换句话说，延续了数百年的官媒看管女犯制度，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诏令一下，各省纷纷响应。比如安徽省随即通饬各道府州县，“官媒管押之习应即永远革除，免滋流弊”，并严令查禁差役敲诈。与此同时，各地开始配套建立近代女看守所制度。湖北宣统二年公布《看守所暂行简章》，专设女看守所，规定“女看守所住房与男看守所住房必须严重隔离”，“所官入女看守所时必须携带同守卫两名以上，守卫及其余人等非所官带同不得擅入”。上海也公布女押所管理细则，由看守妇负责搜检、看管，规定亲属探视时间、物品检查、卫生标准等，初步建立了近代女犯管理规范。

纸面上的进步：制度废与积弊存

不过，官媒制度的废除，只是纸面上的制度进步。清末司法改革受限于时局动荡、经费不足、吏治腐败，很多规定并没有真正落地。

一方面，传统的积弊难以根除。虽然朝廷明令禁革官媒，但很多地方只是换了个名目，看管女犯的还是那批人，勒索、凌虐的旧习依然如故。正如文章所言：“因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影响，使得很多时候法律的规定形同具文。”监狱里的黑暗、女犯的悲惨处境，并没有因为官媒的废除就立刻改观。

另一方面，清代女犯管控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传统社会为了保全女性名节，尽量不把妇女投入正式监狱，才催生了官媒这个中间角色；可一旦把看管女犯的权力下放给非正式的衙役，必然造成权力失控。而清末设立的新式女看守所，又因为经费短缺、数量极少，远远覆盖不了所有涉案女性。直到清朝灭亡，绝大多数地方的女犯看管，依然处于新旧混杂、弊政丛生的状态。

回望清代官媒的兴废，从最初的“体恤女性、保全名节”的制度初衷，到最终异化为敲诈凌虐的恶政，再到清末新政中被正式废除，整个过程照见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内在矛盾。制度设计的善意，抵不过权力监督的缺失；纸面上的改革，也赶不上现实的沉疴。一个小小的官媒，承载的是古代女性在司法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也见证了中国法制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艰难步履。#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