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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德国国防部宣布,全国24个大型军事医疗征兵中心已进入建设阶段,计划在2027年7月前全面投入运营。这意味着从2026年1月1日生效的新兵役制度,正在从法律文本变成可以实际运转的机器。
2025年12月,德国联邦议院以323票赞成、272票反对通过了《兵役制度现代化法》,参议院随后批准,法案于2026年元旦生效。根据新法,所有2008年及以后出生、年满18岁的德国男性,必须填写一份在线问卷,内容包括身份信息、学历、体能状况和服役意愿。女性可以自愿填写,但没有这个义务。到了2027年7月1日,所有18岁男性还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不管他在问卷上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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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防部的官方说法是:服役仍然是自愿的,没有人会被强制征召。但法律规定的问卷和体检都是强制性的,不填就要面临罚款。到2026年5月,大约1万名收到提醒后仍未完成问卷的年轻男性,面临250欧元的罚款,而此前官方警告的最高罚款额度是1000欧元。
德国作家斯坦霍费尔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写道:“这项规定甚至比当年的柏林墙更丑陋。”德国说唱歌手芬奇在社交平台上喊话年轻人离开德国:“如果你是年轻人,有机会离开这个国家:走吧。”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多次表示,俄罗斯可能在2028年攻击北约成员国。德国计划到2035年把现役军人从目前的约18.4万人增加到26万人,预备役增加到20万人,总兵力达到46万人。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退休教授施塔克对新华社记者说,欧洲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俄关系紧张的同时,美国的安全保障也不再可靠,“特朗普政府甚至还要干涉德国内政”,因此德国亟需增强独立防御能力。
但年轻人对这套逻辑的反应,和决策者的预期差距很大。德国“中德意志台”的民调显示,16到29岁的受访者中,65%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而65岁及以上群体的反对率只有29%。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委托新社会问题研究所做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只有3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入伍,55%明确拒绝。59%的受访者认为联邦国防军根本招不到足够的志愿服役者。
这种代际分歧不是德国独有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整个欧洲,年龄越大的人越支持强制兵役,年轻人则普遍反对。德国的分化尤其明显:18到29岁群体的净反对率达到46%,而每个年龄更大的群体都整体上支持征兵制。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这项法律的“隐藏条款”。新兵役法规定,17岁到45岁的德国男性如果计划在国外停留超过三个月,理论上需要事先获得联邦国防军批准。这条规定其实在冷战时期就存在,但2011年暂停义务兵役制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新法生效后它恢复了“始终生效”的状态。
德国国防部解释称,目的是使政府能够掌握有哪些潜在兵员长期居住在海外,如果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需要引入强制兵役制,了解谁可以应征至关重要。但这个解释没有平息舆论,反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愤怒。德国左翼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创始人瓦根克内希特公开抨击这条规定让人联想起“东德和柏林墙时代”,并要求国防部长辞职。
德国人对“国家限制个人自由”这件事的敏感度,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冷战时期东德修建柏林墙的历史,至今仍然是德国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当一项法律条款要求年轻人出国前先向军方报告的时候,它触动的不是抽象的“法律义务”,而是一种关于“国家可以控制你去哪里”的历史记忆。德国律师克里斯蒂安·佐尔梅克说,该规定引发争议表明政府误判了社会的抵触情绪,诸如“出境许可证”和“限制行动自由”等词汇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愤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拒服兵役申请的数量。根据德国联邦家庭事务与公民社会职能办公室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共有5862人以道德或宗教理由申请拒服兵役,而2025年全年只有3879人,2024年全年是2249人。这个增长趋势在新法生效后明显加速。德国的宪法保障拒服兵役的权利,基本法第十二条a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违背其良心被强迫服兵役”。但这一权利在实践中如何执行,正在成为争议的焦点。
抗议活动也在持续。2026年5月8日,德国近130个城市的学生罢课,抗议新兵役制度。组织者称这是“反对征兵的学校罢工”,参与人数超过5万。示威学生喊出的口号包括“我们为什么要为国牺牲”,以及批评政府“把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花在老年人的养老金上”。
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杨解朴在分析德国新兵役制度时指出,德国过去多年缩减军队规模、关闭军事基地、实行后勤外包,要系统化重建完整的扩军架构难度极大。装备完好率低,军备采购程序冗长,官僚效率低下,这些都阻碍着军事现代化改革。德国年轻一代参军意愿低,发生在柏林、慕尼黑等地的抗议活动反映公众对强制色彩的抵触。
德国2011年暂停义务兵役制的时候,国防部长德迈齐埃在议会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今天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我们要暂停兵役制。”但他同时强调,这一决定“从安全政策的角度已经无法再找到理由”。当时德国的目标是缩减军队规模,从约25.5万人减少到最多18.5万人。暂停兵役制仅限于和平时期,在紧张或防御状态下可以重新激活。宪法第十二条a款关于男性公民服役义务的条款从未被废除。
也就是说,德国兵役制在法律上从来没有被真正取消过,只是暂停执行。2011年的暂停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一个宪法改变。当安全环境发生变化,暂停的前提不再成立,这项制度就可以被重新激活。这个法律框架的延续性,是理解2026年新兵役制度的关键背景。
但法律上的连续性不能回答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联邦国防军连现有的志愿兵都招不满的时候,靠强制问卷和体检就能解决兵源问题吗。2024年,联邦国防军招募了超过2万名新兵,是近年来最高的年度招募数字。
德国国防部将这一增长归功于数字化宣传、社交媒体推广和“吸引力议程”计划。但同一年,拒绝入伍的比例仍然远超愿意入伍的比例。问卷和体检建立的是一个数据库,包含适龄青年的身心健康状况、技能与能力和服役意愿。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个模式“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的范例”。数据库建成之后,如果志愿服役人数不达标,联邦议院可以启动“需求征兵制”,强制征召年轻男性,必要时通过抽签补足兵源。
这整套逻辑的起点是“志愿优先,强制兜底”。但年轻人看到的不是这个逻辑。他们看到的是自己必须填写一份问卷,必须去体检,必须向军方报备出国计划。问卷上写不写“我愿意服役”,不影响体检通知是否寄到家里。一个人在问卷上明确写了不打算服役,仍然要接受体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新制度最直接的说明。
一个德国学生在抗议现场对媒体说:“没人问过我们。”这句话不复杂,但它指向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决定恢复一项暂停了十五年的制度时,需要回答的不仅仅是“为什么现在需要”,还有“为什么是我们”。前者可以用安全形势的变化来解释,后者需要更长时间的对话和更充分的信任。目前来看,这个对话还没有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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