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15日，东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多年以后，李宗仁回忆这场战争时，谈的却不只是胜负，而是日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在他看来，日本失败并非单纯因为某一场战役失利，也不能只归结为武器、兵力或后勤。真正致命的地方，是战略判断出了问题：既错误估计了中国，又没有拿出与侵略目标相匹配的作战决心。
日本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征服中国当成可以完成的国家计划。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工业化和军事扩张道路。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攫取利益，使日本统治集团产生了一个危险念头：既然弱国可以被强国瓜分，日本也能依靠军力在东亚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种想法并不突然。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取得巨大收益；1905年日俄战争取胜，又进一步强化了军部的自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局部利益，而是试图把东北变成继续南进的基地。
问题在于，日本把中国的暂时贫弱，当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永久衰败。
中国当时确实积贫积弱，军阀割据，工业基础薄弱，交通也远不如日本便利。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方社会结构复杂，民族认同并未消失。占领几座城市，不等于控制整个中国；打垮一支军队，也不等于消灭一个民族的抵抗意志。
这一点，日本军部始终没有真正看懂。
李宗仁曾认为，日本是岛国，政治军事集团眼界偏狭，野心很大，却缺乏能够驾驭大战局的战略家。这个评价听起来尖锐，却触及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核心矛盾：目标极其庞大，手段却始终摇摆。
日本既要扩张，又不愿承认自己正在打一场全面战争。九一八被称为“事变”，后来华北冲突不断，也常常以局部行动来包装。名称可以改变，战争的性质却不会改变。
第二个错误，便是作战上长期采取“逐次增兵”，没有在关键阶段形成真正的战略突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扩大。日本拥有训练和装备上的优势，却没有把有限的优势集中成一记重拳，而是不断向不同方向投入兵力。哪里受阻，哪里增兵；哪里出现战事，哪里临时调整。
这种打法在局部战场上或许有效，放到中国这样的大国身上，却很容易陷入消耗。
李宗仁设想过另一种可能：如果日军在全面战争初期集中更多兵力，沿平汉线、津浦线迅速南下，同时从华北西侧实施迂回，再利用海军牵制长江、珠江方向，中国军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这只是军事推演，并非历史事实，但它说明了李宗仁的判断：日本并不是没有机会扩大初期战果，而是没有形成统一、果断、持久的大战略。
日军主力投入山西作战后，山地、交通和补给很快拖慢了进攻速度。后来转向徐州、开封一带，又受到黄河决口和水患影响。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抓住日军分兵冒进的弱点，取得局部胜利；同年武汉失守后，日军虽然占据大片城市，却已显出进攻能力下降的迹象。
有意思的是，日本占领的地方越多，承担的负担也越重。
铁路、公路、桥梁和据点都需要兵力守卫，漫长的占领线不断吞噬日军部队。中国军队可以退，可以分散，可以在敌后重新组织；日本却必须守住已经夺取的城市和交通线。战场因此从单纯的攻防，逐渐变成一场比拼国力、动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的战争。
日本还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抵抗方式。它习惯于用一次会战、一次占领来判断胜负，却没有料到中国的抗战可以由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敌后力量共同支撑。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争并没有结束，反而进入更漫长、更艰难的阶段。
日本内部的矛盾，也削弱了它的战略执行力。九一八事变最初就是关东军擅自行动的结果，中央与军部之间并非始终步调一致。1936年二二六事件，又暴露出日本军政集团内部在扩张方式和权力分配上的冲突。这样的体制能够制造冒险，却未必能够有效控制冒险。
不得不说，日军单兵训练和战术执行能力确实很强，李宗仁也承认其战斗力相当突出。但战争不是单兵比武，更不是靠所谓武士道精神就能解决。一个国家若把侵略目标定得过大，又把敌人的承受力看得过低，局部胜利越多，越可能被自己的战略误判拖住。
因此，李宗仁所说的两个错误，并不是简单的“进攻路线选错了”或“某场战役打败了”。一是误以为中国可以被迅速征服，二是没有以统一而集中的力量实施决定性进攻。前者造成方向错误，后者使错误不断扩大。到了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这两个问题早已从战场上的失误，变成了整个侵华战略无法摆脱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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