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不在北洋时期大举侵华 ？看1912至1928年间的国际棋局与历史因果

引言：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历史问题

翻开中国近代史，有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问题：从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到一九二八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这十六年间，中国处于有史以来最虚弱的状态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统裂分为直、皖、奉三系，各路军阀在中原大地混战不休；中央政府权威崩溃，财政破产，军队靠外国银行贷款维持；各省截留税收，政令不出都门。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场大战。

按理说，这正是日本大举侵华的最佳时机。一个分裂、虚弱、混乱的中国，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几乎没有组织起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能力。而日本呢？经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它已经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一九〇五年对马海战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九一〇年吞并朝鲜，一九一四年对德宣战占领山东。它的国力、军力、组织能力，都在北洋政府之上。

可奇怪的是，日本在这十六年间，并没有像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那样，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它做了很多，提出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炸死张作霖，但它始终没有走出全面占领中国那一步。

为什么？

答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多仁慈，多不想打，而是一个复杂的、由国际体系、列强均势、日本内政、中国外交四重力量交织而成的历史因果。理解了这十六年间的国际棋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日本最终选择了一九三一年，而不是一九一五年。

图一　袁世凯。他是北洋政府的开端，也是日本在华扩张的第一个直接对手。1915年，他面对二十一条，选择了以夷制夷。

一、北洋时期的中国到底有多弱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不打，先要看看北洋时期的中国到底弱到什么程度。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中死去。他一死，北洋系统立刻裂成数块：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加上南方的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中国进入了一个有国无防、有政府无权威的时代。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八年，这十二年间，根据《中华民国史》的统计，这十二年间，北京的国务总理换了38任，最短的一任只上任了6天。总统换了7个，其中包括两次复辟。中央政府的命令，出不了四九城。

经济上，中央政府靠借债度日。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政府一共向外国银行团借了外债八亿多银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政治性借款，用来发军饷、打内战、维持政府运转。中国的海关收入、盐税收入，全部被外国银行团直接控制，用来偿还庚子赔款和外债。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外国银行团的代办处。

军事上，当时全国的军队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但绝大部分是军阀私兵。这些军队不服从中央，只服从各自的大帅。直系、皖系、奉系，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两个外国靠山：皖系靠日本，直系靠英美，奉系靠日本。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列强间接瓜分的半殖民地。

可是，如果你因此以为中国在这十六年间已经弱到可以被一口吞掉，那又错了。

北洋时期的中国，有三样东西是日本一时消化不了的。

第一，是庞大的人口与市场。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四亿。这是日本人口的八倍。日本就算用武力征服了中国的沿海城市，它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统治四亿人。历史上，日本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只占领了中国的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和内陆，它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

第二，是列强在华的均势。当时的中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共同的半殖民地。每个列强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在长江流域，法国在两广云南，德国在山东，俄国在东北和外蒙，日本在福建和南满。任何一个列强想独占中国，就必然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

第三，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这场运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说明，中国虽然在军事上弱，但在民族意识上，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代那个任人宰割的大清了。

三、国际体系的枷锁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九一九年一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以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为首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第二，取消外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第三，取消二十一条。

但和会的结果，让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日本代表提出，它在一战中对德宣战，占领了山东，理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英国、法国因为与日本有秘密协定，支持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主张民族自决，但他最终为了让日本加入国际联盟，也妥协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沸腾。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结果是什么？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图二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也让日本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时代了。

五四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一场外交运动，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试了一条又一条路，最后发现，只有把民族主义和大众动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对抗帝国主义。这场运动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民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开端。

对日本来说，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觉醒，日本不能再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样，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了。任何试图独占中国的行为，都会激起全中国的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北洋政府的军事抵抗，而是来自民间的、全社会的抵抗，抵制日货、罢工罢市、舆论谴责。

这种抵抗，比军事抵抗更难对付，因为它不是靠镇压就能解决的。

华盛顿会议：日本被迫吐出山东

五四运动虽然阻止了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山东问题并没有解决。真正解决山东问题的，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发起的。它的目的，是重新划分一战后太平洋和远东的势力范围。会议有九国参加：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国。

在海军军备问题上，美、英、日、法、意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的比例为五比五比三比一点七五比一点七五。这意味着，日本的海军规模，被限制在美国和英国的六成。这是对日本海军扩张的直接压制。

在中国问题上，九国签订了《九国公约》。公约的核心，就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在华商务实业机会均等。这等于在国际上，用条约的形式，否定了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

最让日本难堪的是山东问题。日本趁着一战德国战败，抢占了青岛。他以为自己能吞到肚子里，但列强们说不，他也只能乖乖地吐出来。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两国在会议外进行了双边谈判，美英派观察员列席。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把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把该地全部开为商埠；日本撤退驻山东的军队；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

这意味着，日本在一九一五年通过二十一条、在一战中通过对德宣战，拿到的山东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英美压着，又吐了出来。

图三　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顾维钧（左）、施肇基（中）、王宠惠（右）在白宫前。

四、英美列强的在华利益

要理解英美为什么压制日本，先要看看它们自己在中国有多大的利益。

英国是在华利益最大的国家。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开始，英国就在中国拥有最大的贸易份额、最多的投资、最大的势力范围。英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上海、汉口、九江、南京、重庆。英国在这些城市拥有租界、银行、工厂、轮船公司。英国的汇丰银行，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英国的怡和洋行，垄断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如果日本独占了中国，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就会被日本取代。这是英国绝不能接受的。一九二五年，英国在上海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十亿英镑。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日本在华投资的总和。英国可以容忍日本在东北扩张，因为那是英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地方；但英国绝不能容忍日本把势力伸到长江流域。

再说当时年轻的国家美国，美国虽然没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但它的经济利益，一点也不比英国小。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八九九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它的核心是：中国市场对所有列强开放，各国在华利益均等，反对任何一国独占中国。这个政策表面上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实际上是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打开中国市场。

到一九二〇年代，美国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的棉纺织品、煤油、烟草，大量销往中国；美国的银行，在中国上海、天津开设分行；美国的教会和学校，在中国各地传播美国的文化。如果日本独占了中国，美国的这些经济利益，就会被日本排挤出去。

所以，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坚决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它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它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

而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在列强之间生存下来，靠的就是这种列强之间的互相牵制。

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夷制夷。它利用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利用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利用俄国和日本的矛盾，在列强之间周旋。

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应对二十一条时，就是这样做的。他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英美，让英美向日本施压。段祺瑞在一九一七年参加一战，是为了利用对德宣战的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吴佩孚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张作霖，背后有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因为英美不希望日本支持的奉系控制北京政府。

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让中国在外交上看起来很弱，但它实际上让任何一个列强都无法独占中国。只要列强之间互相牵制，中国就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一口吞掉。

五、日本国内的制约：大正民主与财政困境

国际体系是外部的枷锁。日本国内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政党政治开始成熟：政友会、宪政会、民政党等政党，在议会中竞争；首相由议会多数党产生，而不是由军阀和军部指定。

大正民主的核心，是对军部的压制。根据日本明治宪法，军部直属天皇，不受内阁控制。这意味着，军部的马鹿可以绕过政府，直接发动战争。但在大正民主时期，政党政治占上风，政党首相们不愿意为马鹿们的冒险付出经济和外交代价。

一九二〇年代的日本首相，比如原敬、加藤友三郎、浜口雄幸，都是主张协调外交的政治家。他们主张与英美合作，维护国际体系，通过经济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来获取在华利益。其中最著名的，是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出的币原外交，他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用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来扩张日本在华利益。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日本军部想要发动一场对华全面战争，是得不到内阁和议会支持的。

政党政治家们会问：这场战争要花多少钱？美国和英国会不会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抗如何镇压？这些问题，军部在大正时代回答不了。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因为向协约国出售军火和物资，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战争一结束，西方列强重新回到市场，日本的经济立刻陷入危机。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东京股票市场暴跌。股票价格从战前的五百四十九日元，跌到一百日元左右。银行挤兑风潮席卷全国。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昭和恐慌的开始。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发生了里氏七点九级的关东大地震。地震摧毁了东京和横滨，死亡人数超过十万，二百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引发的火灾，把东京的大部分市区烧成了平地。更严重的是金融：地震中，大量的银行票据和账本被烧毁，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陷入混乱。这就是所谓的震灾票据问题。

一九二七年，日本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恐慌。渡边银行、赤地银行等数十家银行破产，股市暴跌。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不得不下令银行停业三周，来防止全国性的挤兑。

一九二九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大萧条席卷全球。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的出口暴跌，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到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农村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因为大萧条让日本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军部势力抬头，政党政治垮台，日本需要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但在一九二〇年代，日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日本军部对政党政治的不满，在一九二〇年代后期开始激化。

一九二八年，日本发生了三一五事件：田中义一政府逮捕了大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九二九年，浜口雄幸首相因为签订《伦敦海军条约》，被右翼分子刺伤。一九三〇年，浜口去世。

一九三一年，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这一次，军部绕过了内阁，直接在中国东北发动了军事行动。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根本控制不住关东军。

一九三六年，陆军皇道派发动了二二六兵变，刺杀了多位政府要员。兵变虽然被镇压，但政党政治从此彻底垮台。军部从此完全控制了日本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最终在一九三一年动手，而不是一九一五年。

因为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还占上风，经济虽然困难但还能维持，国际体系还在压制它。等到一九三一年，这三个条件全部变了：政党政治垮台了，经济大萧条了，国际体系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国的绥靖而松动了。日本这才终于挣脱了枷锁。

六、中国的应对：北洋政府的以夷制夷

北洋政府在列强之间周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策略。

袁世凯在应对二十一条时，用的就是典型的以夷制夷。他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英美，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迫使日本撤回了第五号。他还故意在报纸上公布二十一条的内容，激起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让日本不敢太过分。

当然，袁世凯的外交是失败的，他最终还是签了《民四条约》。但如果没有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拿到的，会比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多得多。

真正把中国外交从弱国无外交中拉出来的，是顾维钧。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年仅二十七岁的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他用流利的英语，从历史、人文、法理三个角度，论证山东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无权继承德国的权益。他说：如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无异于扼住中国之咽喉；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

这段发言，让整个和会为之震动。虽然和会最终还是决定把山东给日本，但顾维钧的发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立场。

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再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这一次，他利用美英与日本的矛盾，成功迫使日本吐出了山东。

在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有自己的生存策略。

张作霖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把东北（南满）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张作霖在一九一六年成为奉天督军，随后逐步控制了整个东北。他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利用：张作霖需要日本的军火和贷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日本需要张作霖来维护它在南满的特殊权益。

但张作霖并不是日本的傀儡。他在关键问题上始终不让步。比如，日本要求在东北租借土地、移民、修筑铁路，张作霖总是用各种理由拖延。他甚至偷偷鼓励美国和英国的资本进入东北，用来牵制日本。

他的做法让日本十分不满，才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当张作霖被北伐军击败、退回东北途中，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了他。这就是历史上的”皇姑屯“事件。

图四　张作霖。他在东北与日本周旋了十几年，最终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

自从南方的革命党开始成熟，发动了北伐战争，逐步控制了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政府之后，日本人也在不断试探他们的底线。只可惜，南京政府的代表蒋介石交了一份在如今看来并不满意的答案。

七、从济南到皇姑屯：日本的试探与越界

一九二六年，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到一年就打到了长江流域。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在徐州誓师，继续北伐，目标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

日本看到北伐军逼近山东，立刻坐不住了。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由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率领，在青岛登陆，随后开进济南。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五月三日，日军突然向北伐军发起进攻，同时在济南城内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这就是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根据后来的统计，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六千一百二十三人，受伤一千七百人。日军还违反国际惯例，把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

而蒋介石是怎么处理的呢？为了避免与日本全面冲突，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上。

济南惨案是日本在北洋时期第一次直接出兵阻止中国的统一。但日本并没有继续扩大战争，它只是在济南制造了一场惨案，然后就停手了。为什么？因为英美不答应。英国和美国对日本出兵济南提出了强烈抗议。蒋介石为了避免与日本全面冲突，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上。

济南惨案之后，张作霖看到北伐军势不可挡，决定放弃北京，退回东北。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当天死去。这就是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的一次独走，它不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命令，而是关东军的几个少壮军官擅自决定的。他们炸死张作霖，是为了制造东北的混乱，然后趁机出兵占领东北。

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秘不发丧，偷偷回到沈阳，稳住了东北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日本政府对关东军的独走非常不满。田中义一首相不得不向天皇报告，处分了河本大作等人。日本军部的这次冒险，最后以失败告终。

图五　1928年5月，日军第六师团占领济南西城门。济南惨案是日本在北洋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试探。

八、为什么是1931：束缚如何一根根断裂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了：为什么日本在北洋时期没有大举侵华，而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答案是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有四根绳索捆着日本，让它不能动手。到了一九三一年，这四根绳索，一根接一根地断了。

第一根绳索，是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是用条约的形式，把日本锁在一个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国际框架里。日本如果在这个体系内发动对华战争，就会受到国联、美国、英国的制裁。

但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之后，这个体系开始松动。美国转向孤立主义，不愿意再卷入远东事务；英国面对欧洲的纳粹德国，自顾不暇；国联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只能派出李顿调查团，提出一个不疼不痒的调查报告。一九三三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国际体系这根绳索，断了。

第二根绳索，是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

大正民主时期，政党首相们不愿意为军部的冒险付出经济和外交代价。但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之后，日本农村破产，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政治家们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民众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

军部势力趁机抬头。他们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主张用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危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就是军部绕过内阁、独断专行的结果。政党政治这根绳索，断了。

第三根绳索，是中国的分裂。

北洋时期，中国分裂成直、皖、奉几大势力，日本可以利用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华制华。但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革命外交，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

这让日本军部感到了威胁：如果中国真的统一了，日本在南满的特殊权益，就会被南京政府收回。所以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南京政府真正强大起来之前，先占领东北。

这就是历史的反讽：北洋时期的分裂，反而成了中国的保护伞；而一九二八年的统一，却促使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动手。

第四根绳索，是日本的经济。

一九二〇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困难，但还能维持。但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之后，日本的出口暴跌，农村破产，社会矛盾激化。日本统治阶层认为，只有占领中国东北，才能解决日本的资源问题和市场问题，东北有煤炭、铁矿、大豆，有一亿人口的市场。

所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的偶然冒险，而是它在经济崩溃、政治右转、国际体系松动、中国走向统一这四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结语：被错过的历史窗口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日本为什么不在北洋时期大举侵华？

答案是：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能。

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日本被四重绳索捆着：国际体系的枷锁、英美列强在华利益的牵制、日本国内政党政治的压制、中国分裂状态下以华制华的有效性。这四重绳索，让日本只能通过外交讹诈、经济渗透、代理人战争来扩张在华利益，而不能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

等到一九三一年，这四重绳索一根接一根地断了：大萧条让美国转向孤立主义，英国在欧洲自顾不暇；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垮台，军部抬头；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政府开始推行革命外交；日本经济崩溃，需要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矛盾。这时候，日本才终于挣脱了枷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这是一个冷酷的历史因果。北洋时期的中国，虽然军阀混战、积贫积弱，但它恰恰因为这种弱，反而成了它的保护伞，它太弱了，弱到列强谁也不敢独占；它太分裂了，弱到日本可以用以华制华的方式间接统治。而一九二八年中国的统一，反而把日本逼到了墙角，它不能再用代理人统治了，它必须自己出手。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可以问一句：如果北洋时期的中国，像一九三〇年代那样，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日本还会等到一九三一年才动手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一个统一的中国，在一九一五年就会成为日本的眼中钉，它会更早地采取行动。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一个国家的强弱，有时候并不直接决定它会不会被侵略。真正决定它命运的，是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它能否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时间。

北洋时期的中国，用十六年的分裂和混乱，为自己争取了十六年的时间。这十六年，让中国从一个晚清的王朝，变成了一个有民族意识、有现代外交、有初步工业基础的国家。等到日本终于动手的时候，它面对的，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代那个任人宰割的大清了。

这，或许就是北洋时期留给中国近代历史的，最苦涩也最珍贵的遗产。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之后，走的是一条脱亚入欧的道路。它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文化，最终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继承了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用武力征服弱国，用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来支撑本国的发展。

然而，日本的帝国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根本的矛盾：它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它需要大陆的资源和市场，但它又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统治一个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这个矛盾，在北洋时期被国际体系掩盖了，它可以通过经济渗透、代理人战争来获取利益，而不需要直接统治。但一旦国际体系崩溃，这个矛盾就会爆发出来，迫使它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它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够，它是被自己的帝国主义逻辑逼着走下去的。它必须不断扩张，否则就会因为资源匮乏、市场狭小而崩溃。这种扩张的逻辑，最终把它拖入了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导致了一九四五年的彻底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