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一战打到中期,德国前线疲惫,后方矛盾激化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僵持期，德国前线不断受到作战压力，国内矛盾也逐渐加深。就在这一年里，柏林国会大厦外墙上出现了献给德国人民的铭文。

它看上去只是几行字而已，但是把德意志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各种关系都展现出来了。

国会大厦于1894年建成。对于建筑上是否应当留下铭文的问题,当时就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可以写成“献给德意志帝国”,而有的人则更倾向于使用“为了德意志统一”等表达方式。

不管采用哪种说法，重点都是帝国、统一和国家本身，“人民”并没有成为优先选项。这并不是语言选择上的不同。德意志帝国建立不久，普鲁士在统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制度也带有明显的君主制和官僚制色彩。

威廉二世对于帝国权威十分重视，即使支持以“统一”为核心的表述，也未必会把普通民众放在国家象征的中心位置。那时的德国人当然不是不存在的，在此之前被当作臣民、地方居民或者国家动员对象来融入到政治秩序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尚未成为建国之始。

1916年的变化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西线战事陷入僵局，人员、物资和社会资源都不断地被投入到前线中去。德国国内的粮食供应、战争负担以及政治压力等问题都有待解决，政府需要扩大动员，并且要重新说明战争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此，这行铭文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人民突然获得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它更像是一次战争时期国家政治语言的调整。人们被正式地纳入到国家叙事里来，但是最先承担的任务就是支持战争、维持秩序和凝聚社会。

它不是德国国家形成的过程开始的地方，而是在帝国建立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所补上的一个象征性的拼图。只有回到德意志地区历史环境之中去才能理解这层变化。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意志的土地一直处在各个邦国、自由城市以及领地共存的状态当中，战争给人口、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

后来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等政治实体各自发展起来，政治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普通民众最先所面对的是地方权力，贵族领主以及军队的风险，在问题上不是对“国家属于谁”进行抽象的讨论而是如何在动荡中生存下去。

伴随着政治分裂而来的文化共同体渐渐形成。路德宗改革、德语文学、大学教育以及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使各个邦国之间产生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浪漫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德意志”的想象，但是文化的共同体不等于政治上的统一。

人们在语言上可以相近，在宗教上也可以相近，在文学传统上也可以相近，但是在法律、行政和军政体系上却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德国统一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民族国家自然完成的过程。19世纪的欧洲仍然受到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等大国的牵制，德意志地区的分裂本身也是欧洲力量平衡的一部分。

普鲁士崛起、奥地利地位变化及周边诸国不同阶段判断共同创造统一机会。1860年代之后，俾斯麦通过战争、外交和政治手段来推动德国统一，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

这个国家人口大、经济基础好，但是很快成为欧洲重要的强国，它的国家结构最初是由王朝、军队和官僚体系所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历史中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也与这样一种国家形成方式有关。

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坚持到最后,使普鲁士没有被彻底打败的命运；之后又用强硬的政治手段完成统一。普鲁士能在危险的局面里存活下来，不是单纯依靠稳定的制度设计，也是由于战争形势、外交变化和对手判断等偶然因素造成的。

七年战争之后俄国彼得三世继位以后改变了对普鲁士的政策,也就是影响到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经历很容易就形成一种历史记忆，即国家的关键命运是由少数强有力的人物在危急时刻决定的。

英雄并不是优秀的政治家，而且被赋予了“拯救国家”或者“创造国家”的意义。

德国的政治文化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国家、军队、精英和战争彼此联系的传统。这样的传统能够在国家尚未稳固的时候提供凝聚力，但是也可能会压制普通民众的政治主体地位，使权力先于权利、国家先于公民成为长期存在的秩序特征。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体发展道路各不相同。英国在较早形成自己的国家框架之后，政治矛盾主要集中在限制国王征税、约束常备军以及使政府权力更多地依赖法律和议会上；

法国大革命把国家归属的问题推到台前，“国王的国家”渐渐变成“公民的国家”，美国殖民地自治传统和地方自我管理又使得人民、自治与建国之间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关系。

统一之后，帝国通过教育、市场、社会福利和军事制度等手段，将原本分散于各邦的人群逐渐塑造为共同的德国国民。人民没有参与到国家建设当中去，在国家先行搭建之后才被纳入到统一的制度以及身份体系之中。

1916年国会大厦上的铭文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象征性节点。

也正因为如此，那行字才会显得格外复杂。

“它认为需要有人民来承担整个国家的任务，但是却不能否认长期以来塑造人民的事实”是这样说的吗？它认可了人们的作用，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帝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就会随之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治制度才出现较大变化，君主制退出历史舞台，“魏玛共和国”成立，“人民主权”和“议会政治”的制度化形式得以展现出来。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立刻消解军政传统、社会撕裂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柏林国会大厦的铭文不能单独说明德国后来经历的战争与危机。德国走向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于帝国主义竞争、欧洲联盟体系、军备扩张、民族主义以及国内政治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可能只是一行文字或者一个英雄人物造成的。

但是铭文出现的时间确实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德国国家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在战争的压力下人们才被写入国家象征之中。

这段历史的关键并不是哪一个词更动听，而是观察到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如何改变。

德意志国家先是由王朝、军队、精英力量所塑造出来的，然后再通过教育、制度以及战争动员把民众整合起来的；信息1年的铭文就体现了这种国家建设逻辑在战争中出现的变化它使人民站上了国会大厦的外墙但是也提醒人们，象征上的出现并不等于政治权利已经成为了国家最初的出发点

1. 《德国通史》，丁建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用以证明德意志地区长期分裂、普鲁士主导统一以及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历史背景）。

2. 《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 吴于廑、齐世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用来说明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德国的统一，帝国主义竞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