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古书院与边疆文教六百年

民国时期的《贵州通志》中有关贵山书院的记载

莲花书院位于贵州省台江县，修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

自南宋至清末，贵州古书院以儒学教化推行“文教固边”，在土司领地与苗疆深处播撒读书种子，催生出扎根西南的黔学一脉；晚清改制兴学，旧书院的校舍、藏书、学田完整转入新式学堂，培育出一批救国英才。六百年间，深山里的琅琅书声，既是王朝治边的柔性智慧，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纽带，为今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厚重的历史参照。

土司领地里的第一缕书声

南宋绍兴年间，乌江中游的思州土司辖地，出现了一座名为“銮塘”的书院。那时的黔地，大部分区域仍行土司自治，山高路远，中原礼乐难达，外界多以“蛮荒”视之。思州田氏土司世代镇守黔东北，田祐恭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献地归宋后，田氏一门渐知教化之用。政和年间，田祐恭受召入京朝觐，门客夏大均教授朝觐礼仪，徽宗大悦，赐夏大均保州文学之职。田氏由此深感儒学之用，至绍兴年间，在沿河司（今沿河县）划出膏火田，创办銮塘书院，面向境内各族寒门子弟免收学费、供给笔墨，令土家、汉家少年同堂诵读《诗》《书》。

銮塘书院的影响不出思州一隅，却打破了“边疆无学”的成见，为后世“以教辅政”埋下伏笔。元代书院凋零，中原文化向西南的渗透始终有限，直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设布政使司，独立建省，书院才迎来真正的春天。

明代贵州的书院勃兴

贵州建省，与一场大规模移民直接相关。明初为清剿西南元残余势力，朝廷推行“调北征南”“调北填南”，大批安徽、江西、湖广军民举家迁入，卫所屯垦，戍边耕读。移民子弟的求学需求陡增，而官学名额稀缺，书院作为补充，顺势在各地涌现。

明代贵州共建书院40余所，近三分之一依附军卫而设。贵定魁山书院即属卫所书院，中原屯军子弟在此诵读礼法、修习文章，中原家风与价值观念得以在西南代代相传。远离故土的移民，在书院寻得精神归属；书院敞开大门接纳本地土著子弟，中原移民与少数民族少年同堂求学，极大地缓和了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隔阂。

流官将建书院、登台讲学视为“以教辅政”的要务。弘治十七年（1504年），提学副使毛科体恤黔地士子求学之艰，自筹资金在贵阳重建文明书院，这座始建于元皇庆年间（1312年-1313年）的书院，是贵阳地区讲学育人之滥觞。毛科每月亲临登坛，择优收录全省士子，汉族子弟与少数民族土官子弟并肩研习，不辨出身。正德四年（1509年），毛科及其继任者席书聘王阳明来书院讲学，王阳明在此始论“知行合一”。嘉靖二十年（1541年），王门弟子蒋信来任贵州提学副使，修复文明书院，并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文明书院之右侧新建正学书院，划拨祭田以保障经费，书院一跃成为明代贵州儒学传播的核心。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谪居修文龙场驿。当地苗、彝百姓怜其居处阴湿，伐木采石为其筑室。王阳明将屋舍命名为龙冈书院，制定“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向各族贫寒子弟敞开大门，免收束脩。考虑到山区语言不通，讲学分昼夜两班：白昼以官话讲授《大学》《论语》，午后则聘请通晓苗语、彝语的译员转述要义。数年间，远近学子负笈而来，身着民族服饰的山野孩童端坐堂下，龙场山间终日回荡着读书声。

王阳明在绝境之中悟得“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创立影响后世数百年的阳明心学。他在贵州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诸生问答》等教育名篇，“知行合一”学说在此萌芽。清代学者田雯后来追忆：“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駃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

王阳明离黔后，弟子陈文学、汤冔、叶梧等接续传播心学。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杏巡按贵州，采纳黔中王门弟子之请，嘉靖十四年（1535年）在贵阳白云庵旧址修建阳明书院，专祀王阳明、系统讲授心学——这是西南地区最早的阳明学专祠与讲习之所。此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落成的正学书院，与文明、阳明书院三足鼎立，构成明代贵州三大讲学重镇。

王门后学中，思南李渭尤为笃实。他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历任州县，为官清廉自守，曾有下属以珠宝金银相贿，被李渭斥之不受。晚年辞官还乡，在思南中和山、为仁堂等处讲学二十余年，主张躬行实践，反对空谈，黔北学风由此蔚起。明神宗赐李渭对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清代的书院网络

清代是贵州书院的繁荣期。有学者统计，从清廷统一到贵州清末推行“新学制”前，贵州共修建、重建和修复大小书院约192所。其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恰成高峰，共建书院百余所。

雍正四年（1726年）起，云贵总督鄂尔泰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在原土司地区设官治理，并上书要求“购置经史子集，选士课读”。此后，书院在苗疆、水西等从前“化外之地”纷纷涌现。黔东南台拱厅（今台江县）地处苗疆腹地，官府修建莲花书院，定点招收苗族子弟，每年专项拨付经费补贴纸笔与路费，鼓励深山孩童走出山寨读书应试。大定府（今大方县）万松书院，划拨原水西土司学田，每年田租尽数用于书院运营，彝、汉子弟同处一室，听课、祭祀、切磋诗文。

黔东地区因毗邻湘渝、交通便利，书院最为密集。镇远府有秀山、文明、龙渊等书院11所，思南府有斗坤、为仁、中和等12所，黎平府多达20所，南皋书院尤为著名。贵阳三书院——贵山、正习（南书院）、正本（北书院）规模宏大，生徒常逾百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巡抚元展成选定阳明书院旧址，改建为省会书院贵山书院，成为清代贵州办学规模最大的书院，也是举业人才的摇篮。

黔学的形成

贵州书院讲学的百年积淀，催生出独树一帜的黔学。

从汉代舍人治经开启黔地文脉，经明代龙冈书院心学滋养，再到清代遵义沙滩文化达到顶峰，黔学逐步形成完整体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创立“汉三贤祠”，纪念舍人、盛览、尹珍三位黔地文化名人。莫友芝、郑珍与黎庶昌并称为“沙滩三贤”，在遵义沙滩村结庐治学，互为姻亲，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郑珍主讲湘川、启秀书院，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宗旨，被学界推尊为“西南巨儒”，著有《仪礼私笺》《说文逸字》等。莫友芝承继家学，广交天下英儒，成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与郑珍齐名，有“西南两巨儒”之称。黎庶昌26岁上“万言书”指陈时弊，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两度出任驻日公使，著有《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等。

遍布全省的大小书院，正是黔学萌芽、生长、传播的核心载体。深山书院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南边疆的壁垒，证明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元共生、双向交融。

文化认同的深层塑造

明清贵州书院始终坚持面向多民族生源敞开办学。都匀南皋书院接纳布依族、水族子弟，春秋祭祀孔孟时，各族学子整齐列队、一同行礼。办学初期，很多少数民族子弟是在土司劝导下被动入学，将读书视为官府差遣；数载熏陶之后，读书向学成为发自内心的追求。大量本土文人从书院走出，以家训、诗歌、民间歌谣传播家国大义，把中华文化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晚清中法战争爆发，西南边疆告急，无数接受过书院教化的贵州各族青年主动参军，奔赴广西前线。汉、苗、彝、布依将士舍生忘死、协同作战，用血肉之躯守护国土。这一场景印证，山间书院长久的文教浸润，早已在贵州各族群众心底种下家国同心的种子。

教育普及也推动了生产方式革新。在书院广泛兴办之前，贵州山区长期沿用刀耕火种，耕牛多用于婚嫁聘礼、祭祀祖先，极少投入农耕。随着书院传播儒家重农理念，中原先进农耕技术逐步向山区推广。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录成化间程番府知府邓廷瓒诗句：“归报严亲八番好，村村卖剑买牛耕”，可见牛耕已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普及。明崇祯年间，徐霞客游历独山、都匀一带，见证了书院辐射区域田地平整、铁器牛耕普遍，与周边未受文教影响的山寨形成鲜明对比。

大批学子往返省城、京城赶考，常年出入川、湘、滇、桂，无形间打通多条跨区域商贸通道。川盐沿水路陆路运入贵州，清水江流域优质木材外运江南，黔茶远销中原闽楚。读书人流动带动商品、物资双向流通，昔日封闭隔绝的苗疆、彝乡，逐步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搭配文化上的共同认同，双重纽带将贵州各族群众与全国紧密联结。

从书院到学堂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严修出任贵州学政。他痛感八股教育脱离现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着手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学古书院原名正习书院，嘉庆五年（1800年）由贵州布政使常明创办，光绪初年经学名家莫庭芝任山长时增建敬业楼。严修聘请绥阳宿儒雷廷珍任山长，课程兼授中学与西学——经史之外，增设算学、外语、时务策论、格致化学。严修亲自主持算学月课，率先捐资购进中西图书80余种，订购《时务报》《申报》数十份，以薪金奖励优秀学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将改革后的学古书院改办为经世学堂，“内探圣经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书院改制诏令，贵山书院正式改建为贵州大学堂，原有校舍、藏书完整留存，成为今日贵州大学的文脉源头。都匀南皋书院改建府立中学，历经发展成为都匀一中；台江莲花书院改建县立高小，扎根苗疆；沿河銮塘书院旧址改建乡镇新式学堂，延续土司兴学的重教传统。荔波荔泉书院改建新式小学，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幼年在此启蒙。

从南宋銮塘书院的第一缕书声，到明代龙冈书院的心学火种，再到清代贵山书院的举业鼎盛，直至清末改制后的新式学堂——六百年间，贵州古书院串联起一条清晰的文教脉络。当前，贵州大力推进屯堡、阳明、红色、民族四大文化工程，散落各地的书院遗存正是串联这些叙事的关键线索。龙冈书院承载阳明心学文脉，卫所书院记录移民与土著交融的历史，贵山书院与学古书院见证近代教育转型，莲花书院与万松书院留存苗、彝各族交往交流的鲜活印记。

深山里的古书院虽已不再开课，但它沉淀下的精神内核从未远去，这份来自西南山地的历史智慧，于今仍有回响。（刘芳 田丰 张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