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1日,浙江笕桥机场方向,空军一架编号为0195的伊尔二八轰炸机突然偏离航线,机长李显斌关闭通信设备,带着领航员李才旺、尾炮手廉宝生飞向台湾。地面连续呼叫,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几个小时后,台湾方面公布消息,声称三人“弃暗投明”。
这不是普通的迷航。轰炸机航程有限,改变方向意味着飞行员必须提前计算燃油、航线和降落地点。更严重的是,机上另外两人并不知情。李显斌掌握驾驶权,先切断通信,又强行改变航向,事情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蓄意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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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斌1937年出生于山东阳信一个农户家庭,是家中独子。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生活上也尽量不让他受累。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很早便习惯了被照顾,却没有同步形成相应的责任感。
新中国成立后,空军建设需要大量飞行人才。李显斌凭借身体条件通过选拔,进入航空院校学习。1955年3月,他正式进入空军航空学院。飞行训练强度很大,理论、体能、心理承受能力,一项也不能短缺。
有意思的是,李显斌并非没有机会。他能毕业并进入部队,说明基本能力并不差,问题更多出在态度和纪律上。面对严格训练,他多次消极应付,毕业成绩靠后,只取得准尉军衔。别人把飞行当作使命,他却越来越在意待遇、地位和旁人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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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部队后,他的生活问题也逐渐暴露。对家庭缺少责任,对纪律缺乏敬畏,受到批评时又容易把管理理解成“故意为难”。领导没有因为一次两次错误就放弃他,毕竟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宽容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改变。
转折发生在1965年。李显斌从广播中听到台湾方面以重金招徕人员的消息,原本对这种宣传不以为意的他,很快被“黄金千两”之类的承诺吸引。那一夜,他反复盘算,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想到所谓的荣华富贵,逐渐把个人欲望置于国家和战友安危之上。
他开始重新熟悉航图,留意训练安排,并等待合适的飞行任务。表面上,他似乎比过去认真,实际上却是在为叛逃准备。一个人的危险念头,往往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在一次次自我辩解中变得坚定。
11月11日,三人执行飞行任务。起飞后不久,李显斌改变航向。李才旺发现异常,质问道:“你要把飞机开到哪里?”李显斌没有回答,随后双方发生冲突。公开资料显示,李才旺受伤后失去反抗能力,廉宝生则在飞机降落台湾后死亡。关于机舱内的具体经过,后来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李显斌强行控制飞机、导致战友陷入险境,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飞机抵达台湾后,李显斌受到当局接待,并被包装成所谓“义士”。台湾方面给予他约280万台币的所谓奖励,还安排了婚姻和生活。然而,宣传上的风光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信任。一个能够背弃原有阵营的人,在新的阵营中同样会被提防,李显斌很快被置于监视和冷落之下。
更让他失望的是,奖金并非可以随意支取,相关款项受到储蓄、税费等限制。曾经令他彻夜兴奋的财富,变成了难以自由支配的数字。至于所谓重用,也始终没有出现。他逐渐明白,自己得到的只是一次政治宣传所需的符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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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才旺后来离开台湾,1975年退役后前往美国,最终又回到大陆。由于他是在胁迫下滞留台湾,相关情况得到调查和说明。廉宝生则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3年安葬于天津烈士陵园。一个被宣传利用,一个被迫漂泊,一个以生命承担后果,三人的命运由那次飞行彻底分开。
李显斌后来移居加拿大。1991年,得知母亲病重后,他秘密回国,准备前往山东探母。多年过去,他或许以为往事已经淡去,但有关部门并未忘记这起重大事件。他在转机至青岛时被捕,之后因叛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2001年,李显斌获得假释,次年因病去世。那笔曾经诱使他改变航向的巨额奖金,没能带来想象中的身份和生活;而他留下的,则是战友死亡、家庭受损以及无法抹去的叛逃记录。天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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