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四军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无军衔职务，毛主席特批享副总理待遇！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许多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同志，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誉时刻。郑位三却没有出现在授衔名单中。没有军衔，也没有明确的军队职务，但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出特殊安排，毛泽东亲自过问，按副总理级别给予照顾。

这件事看似特殊，背后却有很深的历史原因。郑位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地方干部，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他长期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建设和根据地治理，许多关键时期，他的作用并不体现在冲锋陷阵上，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否站住脚、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北黄安、麻城一带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郑位三没有离开家乡，而是投入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黄麻起义前后，他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协助发动群众、筹集粮食、传递情报。那时的武器十分简陋，梭镖、大刀甚至土枪，都可能成为战斗工具。

鄂豫皖地区山多路险，村庄分散，反动势力控制严密。红军要生存，单靠战场上的胜负远远不够，还要有严密的组织和群众基础。郑位三擅长做这一类工作。他熟悉地方情况，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注意保护群众利益。正因为如此，红军即使遭遇围剿，仍能在山乡之间得到补充和掩护。

有一次，部队讨论行军路线，有人主张趁夜突围，也有人认为应当暂避锋芒。郑位三没有急着表态，只问了一句：“群众能不能转移？”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了他的工作方法。对红军而言，群众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粮食、情报、交通和兵员的来源，更是根据地能够延续的根基。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鄂豫皖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郑位三先后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参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后来，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力量几经转战，许多干部和战士牺牲在途中。郑位三经历了根据地创建、反“围剿”和战略转移，对党内组织、军队纪律以及群众工作的分量，有着切身体会。

他并非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郑位三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后来又参与中原地区的军政领导。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后，他在中原解放区承担重要责任。那一时期，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地方交通和后勤条件都十分困难，党政军之间的协调，往往决定一支部队能不能继续作战。

不过，长期艰苦生活给郑位三留下了严重病痛。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难以承担日常军政工作，也不适合继续担任需要频繁出差和处理大量事务的领导职务。于是，他没有被安排具体军队职务，也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

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忘记了他的贡献。恰恰相反，郑位三的经历特殊，功劳也特殊。他既是红军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又在根据地建设、中原斗争和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过作用。若仅以建国后的职务和身体状况衡量，显然无法准确评价这样一位老同志。

毛泽东曾专门询问郑位三的生活情况。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给他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生活待遇，以保障其治病和日常生活。这种安排不是职务任命，也不是军衔补授，而是对革命资历、历史贡献和现实困难的综合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郑位三本人对名位看得很淡。他晚年很少谈论自己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也不愿因个人待遇给组织增添麻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生活十分俭朴，常穿旧衣，住房和用度都尽量节省。有人劝他多添置几件衣物，他只是说：“能穿就行，别浪费。”

这种俭朴并非刻意表演，而是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鄂豫皖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干部和战士都要省下一口粮；长途转战时，一双草鞋、一床薄被，往往就是全部家当。郑位三后来虽然享受较高待遇，却没有把它当成个人享受的凭据。

1975年，郑位三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他没有留下显赫的军衔，也没有以在任职务进入历史记忆。可是，黄麻起义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展开，中原地区革命力量的保存，都无法绕开这个名字。

授衔制度记录的是军人的等级，行政职务体现的是现实分工，而革命贡献并不总能用这两项标准完全概括。郑位三晚年的特殊待遇，正是对这一点的直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