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春，山西垣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把十四军军长陈铁单独叫到住处。那次谈话没有留下正式文件，却在多年后成为判断卫立煌政治立场的一条重要线索。
卫立煌问：“有人要我们入党，你看怎样？”
陈铁没有顺着回答，而是提醒道：“蒋的特务知道了，报告上去，事情很危险。”
这几句话，后来被陈铁写进回忆，也被他在1940年转报给胡宗南。表面看，这是部下告密；若结合当时环境，却更像一次带有保护意味的试探。卫立煌是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仍不能仅凭这些回忆下定论，但他与中共关系逐步靠近，却有相当多旁证。
卫立煌早年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朋友。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虽已在国民党军队中崭露头角，却没有可靠材料证明他与共产党人有特殊联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参与过对红军的“围剿”。
变化发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1937年，卫立煌率部进入山西，先后负责协调国民党军、晋绥军和八路军的作战关系。过去在地图上互为对手的部队，开始在同一片山河里共同面对日军。八路军的战斗力、朱德的指挥风格，以及共产党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的组织方式，都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并非一夜之间的转变。起初，卫立煌更多是从军事角度支持八路军，提供粮饷、弹药和作战便利。1938年4月到延安之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明显加深。此后几年，他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较多，双方关系也从战场协作逐渐发展到政治互信。
有意思的是，卫立煌的态度变化并不只体现在对八路军的支持上，也反映在他对蒋介石用人方式的不满。卫立煌出身地方军队，长期在中央军体系内受到派系牵制。他的老部下陈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却因川军背景受到排挤，对蒋介石重嫡系、重地域的做法早有意见。
1938年，陈铁曾向卫立煌提出辞职，甚至表示想回乡种田。卫立煌没有同意，反而劝他说：“我们不能消极不干，应该积极对付。”
这句话是否等同于明确的政治结盟，不能简单理解。但可以看出，两人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作风都感到失望。到1939年，卫立煌把陈铁、彭杰如、陈武召到垣曲谈话，突然提出一起加入共产党。三人都是他的亲信，且对蒋介石已有不满，因此表示愿意考虑。
陈铁的谨慎，却让卫立煌没有继续推进。卫立煌还提出可以使用化名，陈铁回答说，特务机关侦查严密，化名也未必安全。陈铁随后建议，不如由自己先入党，出了问题由卫立煌出面保护。卫立煌听后脸色缓和，但谈话最终停在了“以后再说”。
这段回忆说明，卫立煌确实动过入党的念头，甚至可能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意愿。1939年，邓小平、杨尚昆在华北活动期间，卫立煌也曾当面谈及入党问题。不过，相关谈话没有留下可以独立核验的组织档案，后来流传的说法，主要来自当事人回忆与转述。
1940年11月22日，陈铁向胡宗南报告卫立煌的情况，称卫立煌自忻口战役后阅读共产党书籍，掩护共产党人，并曾约他入党。两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疑问，认为陈铁的报告“于情理太不合”，怀疑背后另有原因。
陈铁为什么要报告？从结果看，他并未彻底站到蒋介石一边。胡宗南后来多次询问卫立煌与延安、八路军的关系，陈铁始终含糊应对。密报更像是在告诉蒋介石：卫立煌的态度虽有问题，却不宜逼得过紧，否则可能把这位战区司令推向更远。
蒋介石最终还是逐步削弱卫立煌的权力。1941年5月，中条山战事失利后，卫立煌被免去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1942年1月，他又被调离第一战区，转任西北行营主任，并受到监视。1943年秋，他重新起用，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关于卫立煌是否正式入党，后来又出现过杨尚昆、叶剑英、李克农作为介绍人的说法，但这类材料多为转述，且相关文字据称未收入正式出版文献。卫立煌后任东北“剿总”司令，1948年1月赴任，陈铁担任副司令。东北战局失败后，卫立煌被软禁，辗转香港，1955年回国；陈铁则于1949年11月率部起义。
因此，陈铁的那次密报，既不能简单解释成背叛，也不能直接证明卫立煌已经完成组织身份转换。它更真实地呈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裂缝：有人仍在执行命令，有人已经重新判断敌友，还有人试图在危险的夹缝中，为旧日长官留下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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