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元丰六年，北宋京城，苏轼见到从岭南归来的王巩和寓娘，席间问起南方风土，没想到一句寻常回答，竟让他提笔写下流传千年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苏轼所惊叹的，并不只是寓娘的容貌。她出身不凡，身世却坎坷；她曾身处困顿，后来又陪着丈夫远赴荒僻之地。真正让苏轼动容的，是这个女子在命运面前没有低头。
寓娘本姓宇文，后来被称为寓娘。关于她早年的经历，后世笔记多有铺陈，细节未必都能一一坐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她原是王巩身边的歌姬，擅长歌舞，气质出众，也因此与王巩结下深厚情缘。
王巩，字定国，是苏轼交游甚密的朋友。两人都爱诗文，也都不拘小节，常常饮酒唱和，谈论文章。苏轼仕途起伏时，王巩始终与他往来，这份交情，在“乌台诗案”之后显得格外沉重。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受此牵连，王巩也遭到贬谪，被责授宾州，远在岭南。那时的宾州并非后人想象中的普通外放之地，而是路途遥远、环境艰苦的边远州郡。
消息传来，王巩身边不少人选择离开。人情冷暖，往往在这种时候看得最清楚。王巩自己也明白，前往岭南意味着什么：路远，病多，生活艰难，仕途更是前景难料。
寓娘却决定随他同行。
她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只是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王巩绑在一起。对于一个身份并不显赫的女子而言，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她本可以留在较为安稳的地方，却选择陪丈夫踏上南行之路。
三年岭南生活，王巩的处境可想而知。远离故土，远离亲友，书信往来都不便利。可寓娘一直陪伴左右，或抚琴，或歌唱，替他排遣寂寞。她不是站在旁边等待丈夫翻身，而是一起承担眼前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寓娘的陪伴并没有被写成一场悲苦传奇。她没有反复诉说艰难，也没有把岭南描绘成无法忍受的苦地。相反，她用自己的态度告诉王巩，生活的好坏，有时不只取决于身处何地，也取决于身边站着什么人。
王巩后来带寓娘返回京城，苏轼前去相见。多年不见，友人已经历过一场人生大劫，寓娘也从岭南归来。酒席之间，苏轼自然关心她是否受尽苦楚。
苏轼问：“岭南想来不好过吧？”
寓娘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这句话并非炫耀坚强，也不是故作轻松。她只是把“故乡”的含义说得很实在：只要夫妻相守，哪里都能安顿身心。对漂泊中的人而言，这七个字比任何劝慰都更有分量。
苏轼听后，感触极深。王巩是自己的至交，而寓娘又以一个女子的身份陪朋友走过最难的路。她的美，不止在眉眼之间，更在那份不弃不离的选择中。于是，苏轼写下：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词中“琢玉郎”写王巩风神俊朗，“点酥娘”写寓娘秀美可人。苏轼确实赞叹友人妻子的姿容，但他真正羡慕的，是王巩拥有这样一位能共患难的伴侣。外貌只是起笔，情义才是全词落脚之处。
这段往事也映照出苏轼自己的情感经历。王弗于1065年病逝，苏轼后来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其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写的是无法追回的旧日夫妻情分。
而面对王巩与寓娘，苏轼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人生：有人已经失去爱人，只能在梦中追忆；有人虽遭贬谪，仍能携手走过风雨。两种感情并置在一起，便使这首词不只是赠友之作，也带上了苏轼对聚散、婚姻与人情的深切体会。
“此心安处是吾乡”之所以传诵至今，关键不在辞藻华丽，而在它没有把安稳寄托于官位、宅第和富贵。对寓娘来说，安处不是一座固定的城池，而是与所爱之人共同面对命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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