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70年6月21日，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附近，法国领事丰大业突然拔枪，天津知县刘杰倒在血泊之中。几声枪响，把原本围绕育婴堂的民间争执，推成了震动清廷和欧洲的外交惨案。
事情并非突然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凭借《天津条约》及相关条款取得了在内地传教、置产和活动的权利。法国等国还通过领事体系保护教会，使教堂逐渐拥有超出一般民间组织的特殊地位。
教会确实开办过育婴堂、医院和学校，其中一些传教士也有救助病患、收养孤儿的行为。但问题在于，慈善活动往往和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捆在一起。教堂不仅传教，还可以依靠外国领事出面干预地方司法，教民也常借助这种关系解决诉讼、税粮和田产纠纷。
这就使普通百姓感到不平。一个中国人犯事，要受地方官府审理；一旦入教，便可能得到洋人庇护。地方官不敢依法处置，乡民又无处申诉，日积月累，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里的矛盾，早已不只是信仰不同，而是法律待遇和社会权利的不平等。
天津教案的导火索，是法国天主教堂育婴堂中多名儿童死亡。当地流传着拐骗幼童、教堂虐杀、挖取眼睛等说法，许多细节后来无法得到证实，但民众的恐慌并非凭空产生。晚清社会贫困，拐卖儿童屡禁不止，教堂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地方官处理迟缓，自然加重了猜疑。
有天津百姓把武兰珍扭送官府，并要求查清儿童死亡原因。此时民众的主要诉求，还是保护幼童、惩办拐犯。他们未必已经形成“文化侵略”这样的概念，却从日常生活中感到了教堂的特殊和官府的退让。
天津知县刘杰接手后，曾试图依法审讯武兰珍，也没有立即答应法国方面逮捕围观民众的要求。争议因此从民间纠纷转向中法官员之间的冲突。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中国官员阻挠办案，前往交涉时情绪激烈。
据当时记载，丰大业在衙门外开枪，打伤刘杰身边人员，随后又在与刘杰交涉时再次开枪，刘杰中弹身亡。枪声传开，围观群众彻底失去控制。有人喊道：“洋人开枪杀了官，难道还要忍下去吗？”人群冲向法国教堂、仁慈堂及其他外国机构，冲突由此全面爆发。
这场暴乱造成法国领事丰大业、法国修女、神父、商人以及俄国人员等多人死亡，教堂和相关建筑遭到焚毁。需要说明的是，教案中确有严重的暴力和杀戮，不能因为反对外国特权，就替民众的失控行为辩护。但若只把它解释成“愚民仇教”，同样遮蔽了事件的根源。
真正尖锐之处，在于外国教会背后站着本国政府和军事力量。传教士遇到纠纷，可以请求领事保护；领事又能以外交压力介入中国地方事务。教会因而不再只是宗教团体，而成了条约特权在基层社会的落脚点。民众反感的，往往不是某一套教义，而是教堂所代表的特殊权力。
清廷随后命曾国藩负责查办。此时曾国藩已59岁，威望很高，却也清楚清政府没有同法国开战的能力。他抵达天津后，倾向于认定民众杀害外国人的责任，并将武兰珍等人定罪，同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清政府还赔偿白银、修复教堂，并处置部分地方官员。
消息传出后，天津士绅和民众普遍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领事先开枪杀官，是事件升级的关键；而最终承担主要罪责的，却是中国百姓。曾国藩因此背负了“屈从洋人”的骂名，天津办理交涉也成了晚清外交屈辱的典型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并非看不出教会势力的危险。他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曾指出，教会若继续扩张，容易形成“国中之国”，教民也可能成为不受地方约束的“编外之民”。这番判断，揭示了天津教案超越宗教冲突的一层性质：它本质上涉及司法权、行政权和国家主权。
西方传教活动带来过学校、医院和某些近代知识，这些事实不能抹去；但慈善行为也不能替不平等条约洗白。传教自由若建立在炮舰威胁、领事裁判权和地方司法失守之上，就不再是平等交往，而是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天津教案的复杂性正在这里：民众最初为查明儿童死亡而抗争，随后因外国领事开枪杀官而转向维护官府尊严，最终却被清政府以赔款、惩办和道歉收场。教堂、领事和条约特权纠缠在一起，使一桩地方案件变成了中国主权不断受损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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