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下旬，贵州石阡甘溪一带，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二团奉命断后。山路狭窄，敌军紧追不舍，团长龙云带着部队转入困牛山。此后，这支数百人的队伍突然失去踪迹，连战场遗址也长期无人说清。
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的重要军事行动。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向贵州方向转移，目的是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甘溪战斗发生后，部队被敌军分割。为了掩护主力脱离险境，第五十二团承担了极其危险的任务。按照战场需要，红四十九团也曾参与接应和掩护。激战过后，部队伤亡严重，建制被打散，能够继续行动的官兵大约只剩四百人。
敌人并没有停止追击。
龙云判断，若继续跟随大部队行动，敌军很可能顺着痕迹追上主力。于是，他带领第五十二团改走偏僻山路，试图把敌人引向另一处。这个决定，为后续部队争取了时间，却也把自己推入了陌生而险峻的山区。
困牛山地势特殊，山体陡峭，进退都十分困难。红军对当地道路并不熟悉，行进中绕回原地的可能性很大。敌军发现这支队伍后，误以为遇到了红军主力，随即集中兵力包围。
山上缺粮，弹药也在减少。战士们只能依靠野果、野菜暂时充饥，凭借山势与敌军周旋。枪声断断续续，包围圈却越收越紧。
有意思的是，困牛山战斗最令人震动的地方，并不只是战斗本身，而是红军在极端处境下对群众的态度。当地百姓长期受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影响，对红军缺乏了解，甚至把红军当成“土匪”。这让部队寻找道路时遇到误导，也增加了突围难度。
敌军久攻不下，便采用了更为阴险的办法。他们强迫当地百姓走在前面，自己躲在后方，以群众充当掩护和盾牌。红军若开枪，极有可能伤及无辜；若不开枪，便只能任由敌军逼近。
“不能打，前面是老百姓！”
这句话，后来成为当地关于困牛山战斗口述史中反复出现的内容。红军官兵停止射击，并不意味着放弃抵抗，而是拒绝用群众的性命换取突围机会。战斗进行到这个地步，选择已经变得残酷而有限。
为了保存部分力量，龙云曾设法带领一部分人员顺着山崖藤蔓下撤，另一部分官兵留在山上牵制敌军。下到山谷后，龙云一行仍未摆脱包围，几经交战，最终被敌军俘获。
第五十二团其他官兵则被压缩在悬崖附近。枪支损坏，弹药耗尽，突围无望。按照当地流传并经党史研究整理的说法，许多战士在毁掉武器后跳下悬崖，宁死不被俘虏。少数人因藤蔓、岩石等幸存，但大多数官兵牺牲于此。
龙云被捕后没有轻易暴露身份，曾以较低职务自称。后来由于叛徒指认，真实身份被敌军识破。遭受刑讯后，他的伤势恶化，最终牺牲。至于第五十二团究竟有多少人直接牺牲、多少人失散或被俘，因当时战事混乱，档案残缺，长期没有形成完整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多次寻找这支部队的下落。石阡山多村散，年代久远，许多知情老人相继去世，加上战场位置难以确定，调查一度没有结果。
转机来自一项看似普通的地方习俗。
2001年前后，石阡县党史研究人员杨又铸走访甘溪村时发现，村民每逢清明、重阳，都会前往困牛山祭祀。奇怪的是，这里的村民姓氏不同，并非同宗聚族，却共同保留着这一仪式。若只是家族祭祖，便很难解释这种跨姓氏的集体行为。
杨又铸由此产生疑问：“祭祀的对象，会不会不是本地先人？”
他随后查阅地方文史资料，走访老人，并前往湖南、贵州等地寻找线索。老人们的零散回忆、山间遗迹和红六军团西征路线逐渐拼接起来。经过党史工作者、专家及相关老同志反复核实，困牛山战斗的轮廓在2004年前后得到进一步确认。
村民为何几十年不间断祭奠？答案并不复杂。战乱年代，他们或许无法改变战斗结局，却记住了那些倒在山上的年轻人。香火烧黑的山壁、口耳相传的禁忌，成为没有写进正式档案的另一种记录。
陈世荣是这场战斗中少数幸存者之一。临终前，他曾对家人说，若有机会见到萧克将军，要说明自己不是逃兵，始终是红军第五十二团的战士。这句话没有宏大的修辞，却道出了失散红军最难以言说的心结：他们消失在战场上，却从未背离自己的队伍。
困牛山留下的，不只是“800人失踪”的谜团。它还说明，战争中的部队消亡，往往不是一个数字能够概括的。有人牺牲，有人被俘，有人失散，更多人的姓名则沉入山野。第五十二团并非凭空消失，而是在掩护主力、保护群众和拒绝投降的连续选择中，走完了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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