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全球贸易何处去？2026WTO公共论坛开幕当天全体大会研讨王辉耀出席

▲视频| 全体大会“贸易格局巨变”@2026年WTO公共论坛

9月15日，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应邀出席2026WTO公共年会。同时王辉耀是唯一一位应邀在WTO全体大会上发言中方智库代表。这场全体大会主题为”贸易格局巨变：能否构建全新平衡格局？”。会议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开场致辞，彭博社记者布兰登·默里主持。与会权威嘉宾包括欧盟委员会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巴西国务贸易秘书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高级总监乔·W·沙利文等。参会专家聚焦全球贸易地缘重构、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新旧贸易规则博弈、全球贸易新平衡体系构建等前沿议题开展高水平研讨。

以下为研讨实录：

哈维尔·古铁雷斯（Javier Gutierrez）

大家下午好。对于从今天上午一直参加到现在的各位，感谢大家留下来。我叫哈维尔·古铁雷斯。欢迎大家参加2026年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的最后一场全体会议。本场会议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

这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第三次在公共论坛举办全体会议。我们的会议已经成为公共论坛议程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环节，持续带来活跃的讨论，也成为论坛视频资料库中观看次数最高的一些场次。

今晚的讨论主题是“贸易的构造板块正在移动：新的均衡？”。首先将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发表主旨演讲，随后进行圆桌讨论。亚当·波森，非常荣幸邀请您上台。

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各位阁下，总干事女士。没有麦克风，不过没关系。各位，非常感谢。

我非常自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已经连续第三年与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以及负责组织这项活动的各部门合作。我们也非常高兴，包括伊努·马纳克在内的同事今天早些时候已经参加了发言。

我们认为，“WTO Public Forum”这几个词里的每一个词都很重要。首先是“WTO”。世界贸易组织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我们与所有希望捍卫并加强世界贸易组织的人站在一起。其次是“Public”。这是一个公共机构，不仅要对作为其成员的各国政府负责，也要对公众负责。然后是“Forum”。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活跃、充分参与并且具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平台。我知道，世界贸易组织领导层也认同这些价值观，这也再次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为能够参与合作而感到自豪。

在今天我自己的发言中，我想谈两点。大约一年前，我在美国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新经济地理》。在座一些人可能读过。如果没读过，也没有关系。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经历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以及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头两年，总共大约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看到经济体系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的变化。你们很多人的政府、企业和公众实际上已经开始应对这种变化。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很遗憾——是美国已经不再像过去80年那样，以各种形式向世界提供某种“公共保险”。这包括深厚且流动性充足的美国国债市场，也包括北约这样的安全安排。但在贸易领域，其中也非常重要地包括对法治的高度支持，包括这样一种理念：美国愿意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美国相信贸易自由化；美国认为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值得支持。

我们不需要讨论美国国内政治或者类似问题。我们只需要看到，美国已经决定改变原有的安排。无论你喜欢与否，这就是它所做的事情。美国政府越来越少地充当这种“保险提供者”，从经济角度看使世界变得更糟了，因为过去那些不同形式的安全保障，如今已经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变化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我不准备对此作价值判断，只想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现实。

但有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两年前我上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时已经开始谈到这一点，那就是：贸易以及整个贸易体系表现出的韧性，远远超过许多人此前的预期。我认为，在座的很多人以及你们所代表的群体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同样如此。

我们看到，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包括加征关税；中国采取了一些出口限制，并切断了对部分贸易伙伴的供应；其他国家也开始沿着类似道路走下去。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不报复，也没有选择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选择，也是一种符合自身利益、具有远见的选择。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种选择实际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我们已经看到，南南贸易以及不涉及中国、不涉及美国的贸易继续增长。增长并不代表一切，但至少是健康的一个迹象。而且，全世界各国私营部门仍然能够依托全球市场获取投入品并出口产品。它们仍然能够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开展业务：产权和合同总体能够得到保护，不会任由政府没收。这仍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那么，这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未来意味着什么？

再次回到我两年前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更重要的是，结合过去几年成员方已经开展的工作，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一种我称之为“多边精神下的诸边主义”的方式向前推进，至关重要。

我的意思是，应当允许“有意愿者联盟”在贸易自由化以及——同样重要的——公平、基于规则的一体化方面取得进展，而不应被其他成员否决或阻挠。同时，它又要体现多边精神，也就是说，这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这就是弗雷德·伯格斯滕过去所说的“开放区域主义”：任何协议的准入标准都应该公开，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并且原则上任何符合标准的成员都可以加入。

我们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欧盟身上已经看到，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推进方式。有时，人们把这种做法视为富裕国家在自己上去以后把梯子抽走的一种方式。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正如我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同事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安所指出的，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第二次中国冲击”成为欧盟重大议题的世界里。我的同事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可以谈这个问题，王辉耀也可以谈。

但我认为，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安在分析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生产领域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影响其实更多落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它们形成伤害和制约。中国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但这意味着，在讨论补贴问题时，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美国与中国之间、或者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竞争问题。正如总干事领导世界贸易组织应对这些问题时所体现的，这些问题应当在客观、非政治化的基础上进行评估。我们必须强调这些问题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而不能只关注高收入国家的个别产业。

此外，当我们思考未来希望走向何方时，世界贸易组织推动诸边主义有时也会遇到反对。经常被提出的一项理由就是所谓“碎片化”：我们不希望不同成员面对太多不同规则。在理想世界里，这也许是对的。

但在如今这个我所说的“后美国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构造板块之下，我们面对的选择并不是理想世界。真正的选择是：你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碎片化，即越来越多的脱钩和碎片化发生在世界贸易组织职权范围之外，而世界贸易组织能够以多边方式处理的问题范围反而越来越窄。我认为，这种前景更加令人担忧。

相比于对多个自愿性协议进行整合和协调——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欧盟或者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我更加担心前面那种情况。只要大家以透明、自愿、基于规则的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就远比世界贸易组织只局限于纯粹的多边机制要容易得多，也更好。

与此相关的是，对诸边主义的反对有时还涉及共识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坚持的所有原则当中，这是我最难以认同的一项。我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它也有自己的捍卫者，其中有些人出于原则性的理由为它辩护。但是，在我们面对的新经济地理环境下，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使世界贸易组织陷入近乎瘫痪的境地。

而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不应该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印度、中国或者美国可以阻止其他主权成员国自愿向前推进，无论议题是渔业、人工智能还是服务业。

我想在这里结束这一部分。我认为，未来真正的挑战——我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圆桌讨论也能涉及，而且我可能要把主持棒交给布伦丹·默里——是：我们怎样才能让那些在政治意义上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不因为其他国家向前推进而感到受到威胁，或者至少不再声称自己因此受到威胁？

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让大多数成员向前走。接受有力的诸边倡议、部门性倡议。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论坛、一个面向公众负责的平台、一个汇集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机构，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支持并帮助管理这些倡议。

如果某一个大型经济体，某一个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试图阻止它，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所有人——就应该直接问它：为什么你反对其他国家自愿采取行动？坦率地说，通常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

所以，我希望刚才这些话——我本来想说“令人振奋”，不过这可能有些过于雄心勃勃——至少可以说有那么一点激励作用。我也希望，这能够让我们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所需要的讨论状态，也体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公共论坛合作的意义：通过公共辩论服务于全球福祉。非常感谢。

哈维尔·古铁雷斯（Javier Gutierrez）

亚当·波森，非常感谢。在这个会场听您发言始终是一种荣幸。下面，我们将从主旨演讲进入圆桌讨论。接下来交给来自彭博社的布伦丹·默里。布伦丹·默里，请。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谢谢哈维尔·古铁雷斯。也感谢亚当·波森刚才发人深思的发言，同时感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各位下午好。欢迎参加2026年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第一天最后一场圆桌讨论。

今天讨论的主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贸易的构造板块正在移动”。这个说法大概已经相当明显了。第二部分是一个问题：“新的均衡？”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同时看看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准备把讨论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现在身处何处；以及未来将走向哪里。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我想先从您开始。关于“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聊过，您说这完全可以开一整门大学课程。能否请您把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提炼出来？我们是怎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围绕自由贸易理念逐渐走到一起的世界，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出现对这些理念反弹的世界？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谢谢，各位下午好。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圆桌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很“简单”。

我认为您说得对。25年前，在全球化达到高峰的时候，民主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我们拥有强有力的国际组织，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弥漫着强烈的乐观情绪，欧盟也更加团结。那是一个高度乐观的时代。

当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家都很乐观，相信：好，这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世界。我们可以制定规则。我们已经拥有不错的规则，接下来只需要不断合作就可以了。但世界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

快速跳到今天——亚当·波森刚才已经提到其中一些。美国正在退出全球领导角色，无论是在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波关税、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浪潮。中国没有进行很多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期待的那些改革，而且实施了相当积极的出口政策，对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也在弱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没有跟上这些变化。我们经历了数字化浪潮，现在有人工智能。我们还面临环境问题，也就是说，贸易也必须为绿色转型作出贡献。而所有这些领域都缺乏相应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没有能够及时改革，其他国际组织也没有做到。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国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陷入停滞甚至瘫痪。

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思考所有这些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贸易远比过去复杂。贸易已经不只是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它涉及规则，涉及标准，涉及技术，涉及地缘政治，也涉及国家安全等等。

而这些事情非常难办，因为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来修改和更新这些规则。而这种政治领导力一直没有真正出现。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猜这应该是您的第二个问题。不过，我先把机会留给其他几位嘉宾，让他们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究竟身处什么位置。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我想请您加入讨论，从巴西的角度谈谈。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哪些部分对巴西发挥了作用？更广泛地说，哪些部分对新兴市场发挥了作用？您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其中哪些东西应该继续保留，哪些东西可能需要放弃？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Tatiana Prazeres）

谢谢布伦丹·默里。也谢谢大家。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在一起。

我想先接着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刚才谈到的“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个问题说几句。我认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相比，人们对贸易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大家对全球化、贸易、生产分工以及接触外国市场等等，都充满热情。

快速跳到今天，贸易既被视为一种机遇，也同样被视为一种风险，对吧？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贸易政策会如此复杂。

今天，贸易不仅仅与创造经济机会有关。贸易政策还必须处理安全、韧性、产业政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所以，贸易议程中加入的所有这些复杂因素，其实也与我们今天对贸易的理解已经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大不相同有关。

如果稍微从巴西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这也不一定只是巴西的视角，可能也是很多国家的视角——如果你不是美国、欧盟或者中国，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国际组织。我们希望有一个能够兑现其发展承诺的组织。是的，我们也必须讨论发展。

我们不希望这个组织只是用来稳定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均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既能够提高全球经济效率，同时又能够回应正当政策目标的组织。我觉得，这正是挑战的一部分：怎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当今世界本身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挑战，并且在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时把它们考虑进去。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王辉耀，我现在想请您谈谈。大约20年前，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曾经站在一个与这里类似的舞台上，呼吁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

我想请您帮助我们勾勒一下，您如何看待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是否成为了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同时，也请您谈谈，中国目前正在怎样应对刚才圆桌讨论中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

王辉耀

好的，谢谢。谢谢布伦丹·默里，也感谢主办方邀请我。

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非常切合现实：“贸易的构造板块正在移动：新的均衡？”确实如此。我们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均衡。

当然，如果从世界贸易组织来看——如果再往前追溯，也可以从关贸总协定开始算——自那以后，如果剔除通胀因素，全球GDP实际上增长了大约七倍，而贸易增长了50倍。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认为，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当然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25年前。此后，中国和世界实际上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繁荣带来的好处。

即使在过去几年贸易战不断、各种保护主义和贸易冲突持续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看到，全球贸易大约70%到80%仍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下开展的。所以，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巨大成就。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大概是现代全球治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中国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当然，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过去这些年，中国对全球GDG增长贡献了30%，而且中国已经成为14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实际上帮助了所有这些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欧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

这些国家从中国获得很多中间产品，然后再把相关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这一部分有时并没有被计算进去。另外，我们还可以看看那些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中国可能承担了劳动力成本，但这些公司在中国获得的利润最终流向世界不同地方。所以，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更完整的图景。

我认为，现在中国仍然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些基本原则。当然，这也帮助了中国。中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让8亿人口摆脱贫困。自由贸易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而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希望把贸易武器化。我们不希望信任受到侵蚀。我们希望各国继续相互交织，也希望保护不同国家普通民众的生计。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受益，也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你可以看到，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经从23%左右提高到45%。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中国带来的是机遇。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调整时期，也正在进入这样一种新的均衡。

比如说，中国、东盟、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参与了RCEP。现在，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还在加速发展，为15个签署方带来了很大好处。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证明合作和自由贸易这条道路的价值，并且继续加强这种合作。包括CPTPP，也包括其他贸易机制。

我认为，如果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变成牺牲品、受害者，受到损害，自由贸易被武器化，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坏事。这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事情之一。这实际上才是世界贸易组织所面临的威胁。

我们应该继续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和治理能力。同时，我们还需要让所有诸边协议也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改善和加强作出贡献。所以，我仍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是现代全球社会的基石。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它。

否则，我们会让整个体系碎片化，甚至把它拆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个世界，无论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都会受到伤害。如果这个世界不再以规则为基础，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那我们就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所以，我确实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我们应该在公共论坛上讨论这些问题，维护多边贸易精神，也维护多边的世界贸易组织，让它变得更加有影响力、更加重要。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乔·W·沙利文，我想请您加入这场讨论。刚才王辉耀说，中国不希望贸易被武器化。您能不能从贸易经济学角度帮我们解释一下：美国是如何从过去那种两党共识——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走到今天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贸易体系必须发生改变的位置的？

乔·W·沙利文（Joe W. Sullivan）

谢谢布伦丹·默里。如果我们稍微拉远一些，从更大的视角来思考贸易政策，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现实经济本身就是从一种失衡状态开始的。

这种失衡是随着时间发展逐步形成的，其中包括华盛顿以及其他地方过去作出的政策选择。结果就是，我们看到——而且今天仍然看到——全球经济中存在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失衡。

世界上许多政府，包括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都已经认识到，目前全球经济中的这种经济失衡程度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认为，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现实经济中的失衡，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背后存在许多原因，其中也包括过去作出的政策选择。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好的。刚才这一部分讨论的是“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现在我们来讨论“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明天要发表讲话。对于欧盟贸易政策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周。加拿大方面也会来，希望加强与欧盟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认为欧盟被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当中。在欧洲产业界感受到所谓“第二次中国冲击”带来的新威胁之后，您预计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明天会释放怎样的政策基调变化？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先简单交代一下背景。欧盟并不希望被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盟也已经认识到，自己在世界各地拥有很多朋友。所以，过去几年欧盟一直着力加强与老朋友的关系，同时也与新朋友建立和深化关系。

因此，欧盟达成了很多新的双边贸易协定。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定今年春天刚刚生效；与印度的协定，我希望这周可以获得批准；还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我们已经与加拿大、墨西哥、越南、日本等等拥有相关安排。此外，欧盟也在与CPTPP走得更近。这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可以在其中制定新的规则。

所以，欧盟认为贸易——而且显然这些合作伙伴也认为——应该是透明、开放、基于规则的。贸易应该以一种双方都能获益的方式开展，同时拥有一个受到规范的争端解决机制。

不过，话虽如此，今天这个世界当然也存在很多挑战。美国的关税是一个问题，这有它自己的轨道。同时，我们也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我预计，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明天会谈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她的讲话大概会很长，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会涉及很多内容。

但她很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机制、新工具，或者强化现有工具，用来应对欧洲制造业面对的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也许她会谈一些保障措施，也许她会谈如何加快反倾销调查程序。

欧盟目前在产业政策上也正在向更加偏好欧洲本土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仍然在成员国和欧洲议会之间讨论。欧盟也加强了公共采购方面的规则。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也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那么就可能被允许排除在相关采购之外。所以，对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加强硬的措施。

至于加拿大，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也将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这当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认为，我们与加拿大的关系非常好，包括贸易关系。双方已经有一项运行多年的贸易协定，效果不错，而且可能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在安全领域，双方也有很多合作。也许他们还会提出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技术、贸易、大型科技企业、科研等方面的合作。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勾勒出一些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加拿大合作的总体方向。但我们本身已经拥有贸易协定，这是整个关系的基础。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在未来可能形成的框架中，市场准入以及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关系，会不会取决于它在地缘政治上的站队？比如说，在金砖国家、全球南方，以及当前西方与中国之间不断出现的碎片化格局之中。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Tatiana Prazeres）

谢谢。巴西是一个不希望选边站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看到一个非常积极、能够有效运转的世界贸易组织。

我认为，中等强国希望保留按照自身利益行动的空间。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多元化。所以，接着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刚才谈到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达成的问题说，南方共同市场还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新加坡达成了协议。这三项协议都已经生效。

因此，对于巴西来说，多元化非常重要，其中也包括提高韧性。对我们而言，向内收缩不是提高韧性的选择。增加伙伴、扩大伙伴关系，并且与那些愿意也有能力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缔结贸易协定，可以提高可预测性，也能为巴西增加市场准入机会。

与此同时，对我们来说，加强多边主义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方面，要向前走，灵活性会非常关键。这个组织必须接受更大的灵活性。它必须能够容纳对于贸易的不同看法、不同利益以及不同推进速度。

我认为真正的挑战是，在当前存在如此多不确定性和碎片化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能不能以所需要的速度做到这一点。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甚至看起来有些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在谈碎片化、不确定性等等；另一方面，那些愿意加强彼此关系的国家，却正在以过去不可能实现的方式加强合作。

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拖了25年。它偏偏在现在取得突破，也许是有原因的。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王辉耀，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在一周多以后会面。桌面上有很多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贸易有关。我想请您谈谈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等问题上。您预计这次峰会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或者说，一周多以后这场峰会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结果？

王辉耀

好的，谢谢布伦丹·默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一种新的均衡正在建立。基本上可以看到，自从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以后，双方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双边关系框架。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谈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对吧？那是2017年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的表述。但现在他们谈的是“战略稳定”。我认为这是好事。

几个月前，我刚刚在办公室接待了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参加了我举办的活动，并且谈到，美国和中国已经进入一种“相互确保经济破坏”的状态。实际上，我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从中吸取了教训。之后四年离开白宫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反省和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当然，现在他变得更加务实。

所以，我认为，现在发生的变化是，中国过去一直处于回应的一方。中国不是第一个把芯片武器化的国家，也不是第一个把制裁武器化的国家。目前大概有2000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各种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而中国名单上的美国公司可能只有二三十家。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我想说的是，美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新的均衡，也就是这种“相互确保破坏”的新平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从“相互确保破坏”，走向“相互确保建设”？

现在双方已经同意，好，我们可以让各自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免除关税。双方还准备讨论中美之间的某种自由贸易安排。他们可能还会讨论投资便利安排。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迹象。

而且，今年中美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高层互访，大概有四次。特朗普总统还会来参加APEC峰会，中国领导人也将前往迈阿密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峰会。

至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就像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刚才提到的，我认为欧盟实际上不应该继续沿着美国已经开始调整的那条老路走。美国现在已经开始从“竞争”转向追求一种稳定状态。但欧盟对华政策基本上仍然是“竞争”“制度性竞争”，现在又开始谈制裁。

而在美国那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败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道路。因为“相互确保破坏”的局面仍然存在。我不希望中国再次只是被动回应，对吧？否则，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巨大冲击。

我认为，摆脱这一局面的办法，实际上是谈制造业。中国可以投资。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非常有热情。它们愿意投资欧洲，投资欧洲国家。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中，有40%到50%流向那些对华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伐克、西班牙。

为什么？因为西班牙首相四年内访问中国四次，后来西班牙国王也访问了中国。所以，我认为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中美两国领导人有可能举行四次峰会。今年欧洲领导人与中国举行了多少次峰会？我好像没看到多少。

所以，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重建信任。不要让地缘政治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绑架我们的经贸关系。那会非常糟糕，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

所以，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重新大规模投资欧洲。我们也可以大规模开展合资合作。很多欧洲公司、大型企业、跨国公司都在中国经营。它们在中国都有合资企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合资模式反向推广到非洲、欧洲、拉丁美洲，推广到世界各地？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大量对话、沟通和相互讨论。必须避免这种带有威胁性质的语言：“我到某个时间会采取这个行动；如果你不做什么，我就制裁你。”这种办法对中国不起作用。

所以，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和平对话、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加拿大最近做的就是这样。比如，马克·卡尼去年把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100%。但今年2月他访问中国以后，把税率降到了6%，现在又允许5万辆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到加拿大。之后，我们当然又启动了双方商定的讨论。

所以，中国可以帮助带回就业岗位，带来收入，创造就业。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不能一方面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把中国始终视为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做得不够，或者出口太多。这本来就是自由市场。没有人强迫谁去购买，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让自由投资以及中国投资便利安排真正为欧洲经济带来好处。因此，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乔·W·沙利文，我还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这些观点。尤其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维持一种不断滚动的双边对话，而这种模式会让关键矿产或者芯片未来能不能获得都充满不确定性？为什么这种方式反而比所有人坐下来一起把问题解决掉——至少理论上如此——更有利于稳定管理中美关系？

乔·W·沙利文（Joe W. Sullivan）

谢谢布伦丹·默里的问题。如果让我描述我们整体的贸易政策思路，那么我要说的是：当经济存在失衡时，按照它的性质，这种失衡总有一天会结束。问题只在于，这种失衡最终以一种有序的方式结束，还是以一种无序的方式结束。

所以，对我们行动的一种理解方式是：我们正在努力推动一次有序调整，从而结束当前全球经济中这种失衡状态。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从您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它是有序的吗？

乔·W·沙利文（Joe W. Sullivan）

毫无疑问，原来的现状意味着经济失衡程度已经达到不可接受的水平。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有序调整的过程之中。是的。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亚当·波森，我想请您也加入讨论。我想问的是：如果旧秩序建立在效率和比较优势之上，那么一个以安全、韧性以及偶尔发生的贸易战为基础的新秩序，会带来怎样的成本？

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谢谢布伦丹·默里。我想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一些政府采取了各种行动，但贸易关系和贸易流动实际上变化非常有限。

我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同事玛丽·洛夫利和克里斯汀·万最近发表的研究就指出，即使美国试图以一种有序方式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最终形成的供应链却更加冗长、更加不透明。一些中间生产和最终生产可能转移到了越南或者墨西哥——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中国的投入品和产品。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比任何经济学家的估算都更能说明，比较优势究竟有多么强大，经济基本面究竟有多么强大。这也让我们重新回到原来那个世界，也回到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和王辉耀刚才谈到的一些问题。这些贸易关系本来就是有机发展起来的。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其他机构试图了解那些因为疫情而受到扰乱的供应链。我们找到了一些规模最大、管理最复杂的跨国企业，问它们：“你们的供应链地图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不需要机密信息。如果你们给我们一些信息，我们会保密。我们只是想了解整个供应链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我们发现，大多数领先企业——实际上，我们问到的每一家企业——都没有这样一张地图，因为这些供应链是有机形成的。

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某家工厂里的一个人收到上面四级管理层下达的通知，要求成本降低10%。于是，他就打电话给自己已经在进口产品的那个供应商，问：“你认识谁还能给我生产你旁边那个零部件吗？”

我想说的是，贸易不仅具有韧性。这种韧性本身也说明了贸易关系到底有多难解除，也说明了它背后存在怎样的基本经济逻辑。但即便如此，我们最终还是会进入国家安全领域。

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实际上任何国际组织，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会给国家安全留出例外。因为归根结底，国家安全比效率更加重要。最终，各国一定会追求自己的国家安全。

真正的挑战，是不要让国家安全变成各种其他行为、各种扭曲、各种腐败的借口。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过去采取的各种政策当中，最有建设性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过去严重低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集中度风险”。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刚才也谈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你不会希望在某一个关键领域的所有东西都依赖一个国家。无论那个国家是中国、台湾地区还是韩国——我只是随便举三个例子。加拿大人担心过度依赖美国互联网巨头，欧洲人也可能有类似担忧。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处理这些确实存在的风险，同时又不把风险无限夸大，以至于让尾巴反过来摇狗？我认为，这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提高透明度和可比性，对那些过度夸大的风险主张进行约束。

我们并没有一个国际性的竞争管理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是我们目前最接近这种机构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当真正极其关键的事项涉及其中时，贸易确实存在一些界限。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我们怎样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到达了某一种新的均衡？还是说，像乔·W·沙利文所说的，我们会永远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另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对于我们达到稳定、可预测和确定的状态究竟有多重要？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我觉得，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真正知道。不过，我认为，我们已经从过去那种瘫痪状态——所有东西都在变化，一切似乎都在崩塌——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好，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欧盟已经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协定，巴西正在推进的贸易协定，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正在推进的协定，据我所知，基本上都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这意味着，各国仍然希望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方式开展贸易。并不是因为“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而是因为这些规则本身有利于贸易、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提高效率。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到这一点。今天上午，我们听了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介绍世界贸易组织存在的经济理由。他也谈到，如果整个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真正崩溃，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世界贸易组织里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仍然运转良好。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非常重要。比如磋商机制，比如大家可以持续见面交流的机会，比如那些一直存在而且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遵守的基本规则。

我记得总干事过去说过，大约72%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当然需要做的，是让世界贸易组织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我知道，各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已经为此努力了很长时间。这确实非常困难。

我们当然需要处理透明度问题。几年前，在美国的领导下，欧盟和美国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非常密切的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审视决策机制。我们要看看如何处理“发展”的定义问题。所有这些都还在推进之中。

同时，我们也要继续推动“有意愿者联盟”，或者像亚当·波森说的“开放式诸边机制”。这些工作其实已经在进行。我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国家网络。你可以把它叫作“有意愿者联盟”，也可以把它叫作“中等强国”。

它们可以在这里发挥带头作用，证明可以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方式向前推进，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补贴规则等领域。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未来的道路。

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太多了。因此，共同建立全球规则是完全有意义的。现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共同的全球框架。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个问题在政治上非常敏感。

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共同规则实际上能够提高效率。规则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要保住某个或者某几个组织，而是因为规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当然，这仍然需要领导力。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更强的政治领导力。部长们需要更加深入、更加经常地参与进来，从而发挥领导作用，协助这里的各国大使推进改革进程。等我们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自然会知道。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我们还会再问几个问题。几分钟后也会开放现场提问，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自己的问题。

不过，乔·W·沙利文，我想先问您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推动这种再平衡拥有相当强的政治动能。如果未来出现新一届政府，这种政治环境还能不能支持你们目前所推动的方向继续下去？还是说，如果下届政府由另一个政党执政，钟摆又会朝另一个方向摆回去？

乔·W·沙利文（Joe W. Sullivan）

作预测总是危险的。不过，现在看来，两党之间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共识：经济失衡超过某个程度之后，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讨论大概仍然会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下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我们目前在贸易和关税政策上的总体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

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我不是乔·W·沙利文那样需要对自己言论负责的政府官员，所以我能不能稍微多作一点预测？

我认为，用“构造板块”来描述现在的情况是合理的。因为我确实认为，华盛顿发生的变化会持续下去。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存在所谓两党共识，更谈不上存在大众共识。更重要的是两个原因。

第一，除了加拿大和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真正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所以我认为，未来无论谁上台，都可能会说：“我不想像特朗普团队那样强硬、那么具有对抗性，但我也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就直接把这些关税取消。”

与此同时，其他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巴西或者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说：“你们过去单方面加了关税，我们现在不会白白奖励你们。”中国采取了一些报复行动，所以它可能会有更多操作空间。

因此，我希望这个会场里的人已经开始思考这样一种情景：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说：“好，也许当初加这些关税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不能什么都换不到就把它们取消。”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逐步把这些政策撤回来？我认为，很遗憾，这才是比较现实的预测。

第二点，就是重复在座各位每天都在亲身经历的现实。王辉耀提到了这个问题。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提到了。乔·W·沙利文提到了。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今天，各国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作出的承诺。

过去至少还有一种基本认识：如果某一届美国政府作出一项承诺，无论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世界贸易组织作出的承诺，那么这项承诺多少会约束下一届美国政府。但我认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一点。

坦率地说，在美国不仅发生政党轮替，而且发生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之前，我也认为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所以，这件事其实和所谓“经济失衡”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过去50年一直处在某种均衡当中。真正的问题更多在于政治战略和信任。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您能不能谈谈，在我们正在走向的这种新均衡当中，巴西有哪些机会？除了传统的大宗商品以外，巴西还有什么？在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下，以及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巴西面对的挑战是变得更难了，还是更容易了？另外，也请您谈谈改革的必要性。

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Tatiana Prazeres）

好的。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点刚才讨论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东西。

无论这种“新均衡”最终是什么样子，它都不能建立在牺牲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吧？今天台上有欧盟、中国、美国。我们都同意，几个主要参与者、几个大国之间必须形成某种理解。但这种理解不能以牺牲其他成员、其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为代价。

所以，在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一点必须记住。未来绝不仅仅是如何找到一种能够满足几个主要大国的安排。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认为，巴西在世界各地拥有很多伙伴。它们希望获得可预测性，希望获得稳定。它们相信贸易，相信伙伴关系，相信投资，也相信合作。

坦率地说，在今天世界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情况下，对那些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与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更加稳固关系的人来说，我们能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合作意愿。

巴西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可再生能源大国，同样还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大国。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优势，继续在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个世界中发挥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其中也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这样的作用。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王辉耀，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今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达到25年。我想问的是，您认为中国未来2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身份将有哪些主要特征？同时，如果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后退一步，中国在由此出现的空间中会拥有什么机会？

王辉耀

好的，谢谢。谢谢布伦丹·默里。

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对吧？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实际上见证了中国和整个世界一起发展。所以，我认为，这种势头还会继续。

中国已经与世界高度交织在一起。谈到制造业，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工厂”，成为很多国家工厂背后的工厂，也就是世界工厂。所以，中国提供了大量支持以及中间产品。

因此，我认为，世界从中国获得的是“中国机遇2.0”，而不是所谓的“中国冲击2.0”。我认为，中国将继续为全球GDP增长作出贡献。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在全球范围进行大量投资，创造就业、创造机会，让所有国家都能够获得机会，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大家想象一下：当一些国家对100个国家提高关税的时候，中国却把70个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降到零。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无论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各种国家，都完全可以现在就在非洲建立工厂，然后以零关税、免关税方式向中国出口。这将是未来25年的一个黄金机遇。

另外，我认为，我们必须避免的是这种“过度安全化”。世界贸易组织本来是一个以商业为导向的组织。它本来就是为商业和贸易服务的。但现在，整个体系实际上被这种过度安全化绑架了。任何事情都变成安全问题。这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认为，未来五年，世界贸易组织应该继续发挥自身在经济领域的全球领导作用，在贸易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并且为世界提供最佳实践。

我有几个比较具体的建议。首先，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原则，包括非歧视原则，当然也包括透明度原则，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我们确实必须继续推动争端解决。无论某些国家是否参与，我们都必须找到办法继续做下去。

第二，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倡议。那就继续推进。这是已经摆在眼前的低垂果实。投资便利化也一样。

发展——发展对于全球南方国家非常关键。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发展，而贸易恰恰可以带来发展。

另外，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案例。比如2019年，我记得在公共论坛上，我最早提出，我们应该推进塑料污染方面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当时我做了第一次相关发言，来自不同国家的10位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参加了。

而现在，已经有83个国家参与其中。中国、欧洲、美国都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即使存在一些分歧，我们仍然可以共同合作。

气候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可怕的灾难不断发生在世界各地。气候变化正在带来冲击。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小心，人工智能可能会把我们“吞掉”。所以，我们必须合作。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领导方面，其实可以承担很多新的角色。

最后，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存在地缘政治问题、存在战争，就停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而我们现在也已经看到伊朗战争正在发生什么。它实际上正在让世界陷入瘫痪，也影响能源成本以及其他各方面。

所以，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放弃这种过度安全化。真正推进一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从中受益。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谢谢。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接受几个现场问题。前面这位，我想您是第一个。请纪文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贸大WTO教席联合主持人。

纪文华

非常感谢。好的，大家能听见我吗？可以？好的，非常感谢。谢谢给我发言机会。

我叫纪文华。我是中国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一名教授。我非常认真地听了刚才的讨论，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的问题是关于领导力。因为大家刚才提到了领导力。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一个领导力真空的问题，因为美国正在从这样一个伟大的国际机构中后退。

我想，也许我们需要新的领导力。那么，您认为欧盟或者中国能够承担这种领导作用吗？或者欧盟和中国能不能共同承担？又或者，是否可能有某个第三方国家承担领导作用？

如果您认为他们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您会提出什么建议？非常感谢。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我刚才没有听清楚您这个问题具体是问哪一位嘉宾。不过，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您愿意先回答吗？

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再处在一个掌握权力的位置上，所以当然不能再具体告诉欧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不过，我认为，所有国家——或者说绝大多数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或者在世界贸易组织边缘仍然存在前进道路的国家——都应该继续向前推进。有些事情正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发生，有些事情则更多发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边缘。

这些国家应该继续向前走，用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比如塑料问题，比如补贴问题，比如绿色贸易，比如其他领域。电子商务就是一个例子。欧盟、中国和美国其实都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开展工作。我知道这很困难，但至少大家正在尝试。

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也还有其他不同组合正在尝试制定新规则。只要这些机制向其他国家开放，允许其他国家加入，并且保持透明，我认为这就是一条可以向前走的道路。

所以，应该尽可能让更多国家参与。而且，就像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刚才非常重要地指出的，这不能只是欧盟、美国、中国再加上少数几个国家的事情。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都应该参与，无论来自全球南方还是全球北方。

但我们也不能坐在那里，等166个国家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在当前情况下，这种方式行不通。

所以，只要有人能够聚集起足够多愿意向前推进的国家，就应该向前推进。如果欧盟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某种领导作用，那当然是好事。

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我能不能用两个老说法来赞同一下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

第一句话，我以前可能也说过，就是：“要么领导，要么跟随，要么让开。”我认为，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以及今天其他嘉宾传递出来的主要信息就是：如果你不准备领导，那就不要挡路。

另外，我也想引用一句中国说法，而不是美国说法：“百花齐放。”让中等国家提出各种倡议。

如果要说我赞同塔蒂亚娜·普拉泽雷斯哪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要优先支持某一种贸易，就让它成为南南贸易，或者至少支持那些不依赖任何大国中心的贸易。

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本身已经存在足够多的领导力。我们完全可以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更加民主，更加草根。让每个人都试一试。

王辉耀

也许我可以再补充一点。事实上，除了美国、欧盟和中国以外，还有中等强国。比如CPTPP本身就是由中等强国主导的，对吧？它们可以制定高标准，也可以制定面向未来的高水平贸易规则。

我认为，这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一个加速器。而且，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应该真正把所有这些区域性协议召集到一起。我们可以就在日内瓦，在这里举行一次不同洲际贸易协定的峰会。

然后，我们可以真正做到取其精华。所以，这也许也是未来的一条道路。我们可以学习其他各种区域性、诸边性安排的经验，然后真正把这些经验归纳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之中。

布伦丹·默里（Brendan Murray）

就以此作为结束吧。感谢各位圆桌嘉宾。感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也感谢世界贸易组织。祝大家今晚接下来的时间一切愉快。谢谢。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