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冬，上海一座墓园里，年近六十的郑振铎冒着寒风，捧着鲜花走到王世瑛墓前。此时的他已是知名学者、作家，事务繁忙，却仍特意抽出时间前来。花放下后，他像往常一样低声说道：“我回来看你了。”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凭吊。王世瑛去世后，郑振铎只要来到上海，往往都会设法前往墓地。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他却不愿多作解释。对他而言，那座墓不仅埋葬着一位故人，也埋葬着自己青年时代最难割舍的一段感情。
六年前，北京南城福建会馆。
郑振铎二十一岁，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王世瑛二十岁，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次福建籍学生聚会，两人第一次见面。郑振铎上台发言时，注意到台下有一位年轻女子一直望着自己。四目相对，他竟一时忘了准备好的话，只得匆匆结束发言。
这场相识并不轰轰烈烈，却改变了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此后，他们频繁通信，还共同参与文学刊物的筹办。相近的乡籍、相投的志趣，加上那个新旧观念剧烈碰撞的年代，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遗憾的是，感情越深，现实的压力越清楚。
王世瑛出身福州官宦家庭，父亲在教育部任职，家族讲究门第与体面。郑振铎虽然才华出众，却来自寒门，家中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在王家长辈看来，这样的婚事很难称为“门当户对”。
王母曾明确表示，郑振铎不是理想的女婿。话说得直接，分量也很重。王世瑛当然不甘心，她想过反抗，也曾期待郑振铎拿出更坚定的态度。然而，郑振铎当时既有自尊，也有困窘，面对爱情和生活的双重考验，他没有立即给出一个不留退路的承诺。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王世瑛等待的，不只是书信和间接传话，而是郑振铎亲口说出愿意承担一切的决定。可郑振铎越在意这段感情，越清楚自己当时的处境。他害怕承诺之后无法兑现，也担心让王世瑛跟着自己吃苦。两个人都在犹豫，距离便一点点拉开。
1922年3月3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王世瑛所在的学校演讲，郑振铎担任陪员，两人因此重逢。多年后仍有人提到，那次见面十分尴尬，他们都想说话，却都没有说出口。郑振铎后来寄去短笺，也没有得到回应。感情并非突然消失，而是在一次次错过中变得无从挽回。
失意之后，郑振铎借酒消愁。好友谢六逸不愿看他继续沉沦，便设法让他接下上海神州女校的兼课。谁也没有料到，这份工作不仅让郑振铎重新投入生活，也使他认识了高君箴。
高君箴是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儿，比郑振铎小两岁。高梦旦欣赏郑振铎的学识，鼓励女儿多与他谈文学、谈读书。1923年春，两人同游杭州，关系逐渐确定。同年10月10日，他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婚礼。
婚后，郑振铎曾给王世瑛写信，告知自己已经结婚。据说那封信写了又改，最终却只有简短几句。对王世瑛而言，这个消息仍然沉重。后来，她与张君劢相识。张君劢是思想家、政治家，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都符合王家期待，两人最终结为夫妻。
各自成家，并不意味着旧日记忆从此消失。
抗战时期，张君劢前往重庆，王世瑛暂住上海娘家。郑振铎得知后，曾托共同好友程俊英陪同自己登门。分别二十多年后，两人在上海重见。王世瑛端出福建家乡的香片和龙眼招待客人，郑振铎喝着茶，望着手中的龙眼，低声感叹：“味道年年都一样，可是人却变了。”
这句话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生活，却把二十多年的遗憾都压缩其中。两人都已有家庭，旧情只能停留在克制的叙旧里。王世瑛不久被丈夫接回重庆，他们又一次分开。
1945年3月，王世瑛因难产在重庆去世，终年四十六岁。郑振铎直到同年6月8日才在上海得知消息。那一夜，他没有写长篇悼文，只在日记中留下：“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
1946年底，王世瑛的灵柩运回上海。郑振铎参加追悼会，自始至终没有哭，也没有多说一句话。此后，他开始反复前往墓地，带花而来，沉默离开。有时，他会到程俊英家中坐一会儿，只说：“这些事，不必对别人讲，他们不会明白。”
1949年迁往北京前，郑振铎又去墓前告别。临走时，他对着墓碑说道：“我还会回来看你，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这一次，他终于失声落泪。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去世，终年六十岁。此前那次上海墓园之行，成了他留给王世瑛的最后一次探望。此后，墓前鲜花不再由那个熟悉的身影亲手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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