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冬，东京一间国防妇人会的会所里，数十名妇女围着桌子缝制慰问袋。墙上挂着“忠君爱国”的标语，广播里不断传来前线胜利的消息。她们未必知道，手中的针线，正被纳入一套庞大的战争动员机器。
把日本女性一概说成“恶毒”，并不准确。战争年代的日本妇女，既有主动拥护侵略政策的人，也有被国家、家庭和贫困裹挟进去的人。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军国主义如何借助女性的身份，把侵略战争包装成家庭责任与道德义务。
这种动员，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让女人拿枪，而在于改变她们对男人的评价。日本宣传机构反复灌输一种观念：男子不上战场，就是胆小、无能，甚至对不起家庭。母亲要送儿子参军，妻子要催促丈夫出征，未婚女子则被鼓励嫁给军人，把“军人家庭”塑造成荣耀象征。
有意思的是，许多妇女组织最初并非专门为战争服务。1932年成立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后来逐渐被国家纳入总动员体系。妇女们负责缝制服装、制作慰问品、收集金属、接待伤兵，还要在车站为出征士兵送行。送行场面越热烈，个人对战争的怀疑就越难说出口。
“这是给前线的。”“别让丈夫觉得家里拖了后腿。”类似的口号，出现在报刊、学校和妇女集会上。它们把女性的照料劳动，重新解释成对帝国的奉献。一个女人越能忍耐，越能操持家务，越能支持丈夫和儿子参战，就越容易被称为“军国之妻”或“军国之母”。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羞耻感逼迫男人服从。日本地方社会常给出征者授予荣誉，也会对迟迟不参军的男子冷眼相待。邻里、同学和亲属组成无形压力，男人若因伤病、恐惧或反战情绪拒绝出征，往往被扣上“逃避责任”的帽子。
有些女性确实参与了这种宣传，甚至把亲人的死亡看成家族光荣。但把个别极端事例说成普遍风俗，便会失去历史的准确性。关于妻子自杀以刺激丈夫参战的故事，流传版本很多，部分细节缺乏可靠档案支持，不能随意当作铁证，更不能据此推断日本妇女整体如此。
战争后期，国家还把女性直接推入生产线。1943年以后，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女学生、家庭妇女和年轻女工被大量动员到军需工厂。1944年成立的女子挺身队，主要承担军工生产、运输和后勤劳动，并不等同于“慰安妇”。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是对受害者经历的再次模糊。
日本军方长期设立慰安所，并通过军方、商人和地方中介招募、欺骗或强迫女性。受害者来自朝鲜、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地，也包括日本本土女性。日本本土一些贫困女性可能因债务和生计进入相关行业，但“自愿”二字不能掩盖当时的经济胁迫，更不能据此贬低其他国家受害者。
所谓“慰安袋”，确实曾是日本社会向前线寄送物品的一种方式，里面通常有衣物、日用品、书信和慰问品。它体现的是后方动员，并非普遍存在的“凭照片寻找女性”。将慰问袋直接说成军人与女性之间的特殊媒介，缺少充分依据。
第三种办法，是把母亲和妻子的情感变成战争燃料。妇女会负责监督配给、慰问遗属、组织募捐，还要教育孩子服从国家。丈夫战死后，遗属常被要求表现得“体面”而坚强，不能公开指责战争。悲痛被重新包装成荣耀，个人命运则被淹没在帝国宣传之中。
日本女性中也有人拒绝这种角色。有人因丈夫战死而陷入贫困，有人反对儿子参军，有人在空袭、饥饿和丧亲之后开始怀疑战争。她们的声音很少出现在官方报纸里，却说明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
1945年日本战败后，许多妇女组织迅速解散，战时宣传也被重新解释。可那些被送往战场的士兵、被迫生产的女工、遭受性奴役的受害者，以及被侵略地区的平民，并不会因为口号停止而消失。历史留下的，不是“女人有多恶毒”这样简单的判断，而是一套把女性动员起来、又让她们承担战争代价的制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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