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电话那头是周恩来。刘亚楼很快收起了讨论材料，拿起话筒认真听着。通话持续了十多分钟，他几乎没有插话，只是不时应答。屋里的人逐渐发现，司令员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电话结束后，刘亚楼放下话筒，沉默片刻，突然说：“这简直是个流氓。”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却不是针对普通人，而是针对一项突如其来的决定。周恩来在电话中告诉他，苏联方面准备撤走在中国工作的专家、顾问，其中包括军队系统的专家。事情来得突然，许多单位此前没有得到充分通知。
刘亚楼立即让秘书通知几名空军党委常委开会。他要弄清楚，空军与苏联专家的实际关系到底怎样，是否真如苏方所说，中国方面“不信任专家”“不给工作条件”，导致专家无法继续工作。
会上，几名负责人逐一汇报情况。空军与苏联专家之间确实有过意见分歧，技术方案、工作方法和管理权限上也发生过争论，但总体相处正常，并不存在所谓“普遍敌视”。刘亚楼听完后，当即决定连夜整理材料，向周恩来报告真实情况。
这一反应，与刘亚楼此前在建设空军时的作风一脉相承。他看问题，很少只盯着眼前得失，而是习惯把一场争论放进国家战略中衡量。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刘亚楼参与了中央迁平相关工作，随后又承担阅兵和航空力量建设等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平上空仍有国民党空军袭扰，建立自己的空军，已不是设想，而是保卫国家的现实需要。
毛泽东和周恩来选择刘亚楼，并非只看他的战功。刘亚楼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熟悉俄语，也接触过现代军事技术；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更重要的是，他既了解苏联军队的训练体系，也熟悉人民军队的组织传统。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出任司令员。起步很难，飞机少，飞行员少，地勤和维修人员更少。就在空军草创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压力迅速逼近鸭绿江。
彭德怀曾关切地问刘亚楼：“空军什么时候能上去？”刘亚楼回答得很直接：“请彭总放心，空军一定尽快拉上战场。”
抗美援朝初期，中国空军无论装备、训练还是作战经验，都处于明显劣势。依靠苏联援助和自身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逐渐进入战斗。空战并非一夜之间学会，而是在高强度训练、反复总结和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也正因为亲历战争，刘亚楼比许多人更清楚，单靠购买飞机无法解决长远问题。飞机需要维修，零件需要生产，飞行员和机械师需要培养。没有航空工业，空军就像一支没有后方的部队。
当时有人担心国家经济困难，认为发展航空工业耗费太大。刘亚楼没有回避困难，他用一个很朴素的比喻说明问题：“过河的人很多，桥却只有一座，必须给重点让路。”在他看来，航空工业不是普通项目，而是关系国防安全的战略工程。
中央最终决定建设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并通过谈判争取苏联援助。中苏协定确定后，苏方援建修理厂，提供设备、技术资料和专家。新中国的航空制造与维修体系，便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搭起框架。
因此，1960年专家撤走的消息，对刘亚楼而言格外刺耳。它不只是人员变动，更可能影响正在成长的空军和航空工业。电话之后，他一边组织起草报告，一边奉周恩来之命，前往拜访在青岛休假的苏联国防部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
刘亚楼没有绕弯子，直接询问苏方是否掌握空军专家的具体意见。巴托夫表示，自己也是刚刚得知撤回决定，空军专家并没有向他反映所谓严重矛盾。他还说，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个人态度无法改变上级决定。
这次谈话让刘亚楼掌握了重要情况。天亮前，空军方面的报告已经完成，并由专人送往北京。报告没有停留在情绪上，而是列举事实，说明专家工作的实际状况，也指出突然撤走可能造成的技术断层。
苏联专家后来陆续离开，中国航空工业不得不加快独立研制和生产步伐。“当了裤子也要自己搞设计”这句话，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形成的真实态度。对刘亚楼来说，那个电话中的愤怒，归根到底是对国家航空事业前途的担忧。
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这项事业走得更远。1965年4月25日，周恩来到上海医院看望病中的刘亚楼，叮嘱他把治病当作战斗任务。刘亚楼仍坚持送周恩来到门口。18天后，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逝世，终年55岁。周恩来闻讯后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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