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父异母两孩子：远志、远新都曾到延安找过大伯，主席待他们如己出

1945年10月14日，延安枣园，23岁的毛远志终于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大伯毛泽东。她从湖南辗转到延安，心里一直装着一个问题：父亲毛泽民到底去了哪里？那时的她还不知道，寻找父亲的答案，已经和新疆一座监狱里的悲剧连在了一起。

毛远志1922年出生于长沙，母亲王淑兰出身农家，性格坚韧。毛泽民投身革命后，夫妻二人分开生活。1925年，毛泽民前往长沙从事革命工作，为了避免家属受到牵连，他与王淑兰办理了脱离夫妻关系的手续。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庭变故。大革命失败后，王淑兰带着女儿坚持开展地下活动。1929年，她和毛远志被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红军攻克长沙，母女才获救。那段牢狱经历，给年幼的毛远志留下了很深的伤痕。

出狱之后，王淑兰带着女儿和养子毛华初四处寻找组织。1931年冬，她们曾到上海打听毛泽民的消息，却得知毛泽民已经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母女只得返回湖南，在危险和贫困中继续等待。

1938年，经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毛远志被送往延安。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听父亲的下落。延安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对这个失去父亲消息多年的女孩来说，那里至少有组织，有亲人，也有能够追问真相的地方。

重庆谈判归来后，毛泽东于19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毛远志很快来到枣园，见面时忍不住问：“大伯，蒋介石不是要害您吗？”毛泽东笑着回答：“他请我吃饭了。”随后，他向侄女解释重庆谈判的道理：共产党去了重庆，就站在道义和政治的主动位置上，不能因为危险便放弃争取和平的机会。

这次谈话让毛远志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大伯不仅是家中的长辈，也是统筹全局的领导者。亲情没有被政治身份遮住，政治判断也没有因亲情而变得含糊。

不久后，毛远志又从一张旧合影中得知父亲已经遇害。毛泽东拿着照片，沉默片刻，只说：“他被反动派杀害了。”消息来得突然，毛远志当场失声痛哭。她苦苦寻找多年，等来的却是迟到了许久的噩耗。

临别时，毛远志将前往东北工作。毛泽东没有用空泛的话安慰她，只叮嘱她要像父亲一样，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还把自己骑的一匹老马送给她，嘱咐她常写信，把大伯家当成自己的家。这些安排很朴素，却带着一个长辈对失父侄女的实际照料。

毛远新与姐姐的经历完全不同。

1941年2月14日，毛泽民与朱旦华的儿子毛远新出生在新疆迪化。毛泽民当时负责新疆财政事务，后来因盛世才政权转向反共，夫妻二人相继被捕。1943年，毛泽民在迪化遇害，朱旦华和年幼的毛远新则继续被关押。

狱中的孩子没有完整的童年。朱旦华既要忍受审讯，又要设法照看儿子。毛远新后来能够活着走出监狱，离不开母亲的坚持，也离不开党组织长期进行的营救和交涉。

1946年7月，朱旦华母子回到延安。汽车抵达七里铺时，欢迎队伍早已等候多时。那年毛远新5岁，他听母亲讲过许多关于父亲和大伯的故事，路上小声问：“我们安全了吗？能见到大伯吗？”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驻地看望归来的同志。他见到毛远新后，弯腰把孩子抱起来，连续亲了几下。朱旦华谈及毛泽民下落，请求中央继续查找，毛泽东点头回应。随后，他又把孩子抱在怀里，久久没有放下。

接风时，毛远新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给他夹鱼肉，细心挑去鱼刺。对于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孩子，这种照料并不只是饭桌上的亲近，更像是替牺牲的弟弟接过了家庭责任。

延安只停留了几个月，朱旦华便要接受新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单独见母子二人，叮嘱朱旦华：“一定要好好培养孩子。”后来，毛远新进入保育机构和学校学习，生活并未被安排成特殊待遇。

1951年9月，朱旦华到北京开会，毛远新也随母亲来到北京，并被送到毛泽东家中暂住。他与李讷年龄相近，两个孩子在屋里说个不停，家庭气氛因此活跃起来。

毛远新好问，毛泽东愿意耐心回答。有一次讲《水浒传》，说到和尚不能吃荤，毛远新便认真追问寺规是什么。第二天饭桌上，他面对空心菜连连摇头，原来是担心吃了蔬菜会变成和尚。毛泽东听后大笑，这个小插曲也成了伯侄相处中的一段趣事。

朱旦华准备带孩子回南昌时，毛远新提出想留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对他说：“在我这里，像是温室里的花朵。”毛远新立刻反驳：“我住学校，怎么会是温室花朵？”毛泽东没有简单迁就，而是让他接受学校生活和集体锻炼。

在给毛远新的书信中，毛泽东有时以“父亲”“爸爸”自称，但对他的要求并不宽松。生活上照顾，学习上指导，品行上约束，这种亲近中始终带着教育的分寸。

毛远志和毛远新，一个在苦苦追问中抵达延安，一个从监狱归来后见到大伯。他们经历不同，却都在毛泽东身边获得过亲属般的关照。毛泽民未能陪伴他们长大，毛泽东便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份缺席的父爱补在了漫长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