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2年，安徽亳州雉河集一带，洪水冲毁田亩，饥民聚集在乡间。张乐行出身富户，却没有躲在家中观望，而是参与了当地百姓自发组织的“均粮”行动。对许多人来说，这不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战争，而是活不下去之后的选择。
张乐行又名洛行，略通文墨，性情豪爽，平时乐于接济乡邻，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捻军最初并非整齐划一的军队，而是由各地民团、盐贩、贫苦农民和乡村武装逐渐汇合而成。能不能让这些人听从号令，靠的往往不是官职，而是信用。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方战事牵动各省。1855年，雉河集附近的捻军首领共同推举张乐行为盟主，队伍开始由分散行动转向联合抗清。捻军熟悉淮河两岸地形，骑兵行动迅疾，常常避开坚城，专攻清军粮道和交通要点。
有意思的是，捻军并不完全依赖固定营地。农忙时分散，战事紧急时迅速聚集；官军追来，便借助河流、村落和圩寨周旋。这种带有乡土色彩的作战方式，使清军很难用传统的围城办法将其一举歼灭。
1856年，捻军各部再次会集，张乐行被尊为“大汉盟主”，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此后，他率部进入河南，在豫东、皖北之间频繁作战。清军将领达凌阿等人曾与之交锋，捻军一度声势大振，部分州县受到冲击。
清廷很快加大了围剿力度。袁甲三奉命进入河南后，采取分兵堵截、据点推进的办法，对捻军连续施压。张乐行并非没有失利，几次战斗后只能退回安徽。可他没有因此解散队伍，而是依靠熟悉的乡村网络重新集结。
真正改变捻军命运的，是与太平军的合作。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受损，陈玉成、李秀成为稳住局面，需要在皖北寻找新的力量。双方接触时，捻军看重太平军的兵力与政治号召，太平军则需要捻军的骑兵和地方情报。
“各守所长，共同抗清。”这是双方合作能够成立的关键。张乐行的部队不善长期守城，却擅长奔袭和截击；太平军拥有较强的攻坚力量，双方结合后，战斗力明显增强。
1860年三河镇之战，太平军击败湘军李续宾部，捻军骑兵在外围机动、切断退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役之后，张乐行在太平天国阵营中的地位上升。洪秀全先后授予他征北主将等职，后来又封为沃王，用意很清楚：借助他的威望，稳住淮北捻军。
但封号并不能改变战局。1861年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庐州，随后因苗沛霖反复而被清军擒获。张乐行曾试图率骑兵接应，却未能成功。陈玉成被押解途中，于1862年在河南延津遇害，太平军在皖北的支撑由此迅速削弱。
失去太平军的配合后，捻军再度陷入孤军作战。清廷调来僧格林沁所部蒙古骑兵和精锐部队，专门追击张乐行。捻军虽熟悉地形，却难以长期补充兵员和粮食，数次激战后，兵力由数万锐减至数千。
1863年初，张乐行在涡河张村铺北与僧格林沁部决战。清军骑兵集中突击，捻军阵形很快被冲散。张乐行仅带少数骑兵突围，随后试图投奔部将李家英，却不知对方已经降清。
这次投奔成为张乐行一生中最致命的失误。李家英将他的行踪告知清军，张乐行及家人被捕，押往宿州。清廷没有把他当作普通俘虏处置，而是视为多年抗清武装的首领，决定以极刑示众。
关于行刑细节，后世记载多有夸饰，具体过程难以完全核实。但张乐行最终被凌迟处死，时间在1863年。与他并肩作战多年的捻军，此时已经遭受重创；他的牺牲，也标志着早期以雉河集为核心的捻军运动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张乐行没有显赫科举功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将门之后。他的力量，来自灾荒年代的乡里关系，来自四省交界处复杂的地理环境，更来自一批不愿接受清廷统治的底层民众。十一年间，他在苏、鲁、豫、皖之间反复进退，最终败于兵力、补给与内部离散，而不是败在某一次战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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