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53年正月，蜀汉汉寿城，车骑将军费祎正在举行岁首宴会。席间宾客不少，气氛也并不紧张。谁也没有料到，一名已经归降蜀汉、并被授予左将军之职的魏国旧将，会突然拔刀，将费祎刺死。
这一刀来得太快。费祎身居大将军之位，掌握蜀汉军政大权，却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倒在一场宴饮之中。行刺者郭循当场被杀，关于他的身份、动机以及背后是否有人指使，也随之沉入史料的缝隙。
郭循并不是普通士卒。据《三国志》记载，他原为魏国西平人，后来归降蜀汉。值得注意的是，史书对他归降的具体经过记载并不完整，后世常把他描述成姜维北伐时俘获的将领，但这一说法不能说得过于绝对。
归蜀之后，郭循获得了相当不寻常的待遇。一个来自敌国的降将，短时间内便被授予左将军，进入蜀汉高级武官序列。蜀汉官场并非没有重用降将的先例，夏侯霸归蜀后同样得到厚待，可郭循的升迁仍然显得突然。
这就留下了第一个疑问：费祎为什么敢用他？
费祎掌政期间，蜀汉最需要的是稳定。诸葛亮去世后，费祎采取较为谨慎的军事政策，尽量避免大规模北伐，以恢复国力、维持汉中防线为重。姜维则始终希望继续向陇右推进，两人在军事路线上的差异，确实存在。
但有差异，不等于有谋杀。
费祎为人宽厚，史书多次提到他待人不苛，哪怕面对降将，也愿意给予机会。张嶷曾提醒他身居高位，托付人选不可不慎。这类劝告，说明当时蜀汉内部并非没有人担心费祎用人过宽，只是没有证据表明张嶷已经明确指出郭循会行刺。
宴会中的费祎，很可能确实喝了酒。古代官员在岁首会见部属，并不罕见。问题在于，宫廷和军府的防卫为何没有及时阻止郭循？史书只留下“郭循手刃之，左右并杀循”的简略记载，没有交代侍卫布置，也没有说明郭循如何携带兵器接近费祎。
越是简略，越容易引发猜测。
关于郭循的真实动机，史料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本来打算刺杀后主刘禅，只因宫禁防守森严，才转而选择费祎。另一种解释，则把他视为对魏国仍怀有忠诚的降将，刺杀是为了报效故国。
后一种说法，在曹魏的反应中得到了一定印证。郭循死后，魏国曾追赠、褒奖于他，称其行为具有忠烈意义。可这份嘉奖并不能证明魏国事先下达过命令。古代政权对敌国境内的刺杀者加以表彰，既可能是奖励忠诚，也可能是政治宣传。
时间上的“迟到”，同样不能直接等同于幕后共谋。
蜀汉方面也没有留下大规模追查魏国主使的记录。费祎遇刺后，郭循被当场杀死，案件的关键证人和线索一并中断。对一个政权来说，迅速把事件定性为降将个人行刺，既能避免军政震荡，也能防止朝廷内部互相猜疑。
这并不意味着蜀汉没有怀疑，而是当时没有足够证据继续追查。
有人把费祎遇刺与姜维后来加强北伐联系起来，认为姜维可能借此除掉政敌。这个推论颇有吸引力，却经不起严格推敲。费祎去世后，姜维确实逐渐取得更大的军事空间，并于当年秋季出兵，进攻南安、狄道一带。但姜维本就是蜀汉主要军事将领，费祎去世后由他承担北方防务，行动上的变化并不等于参与刺杀。
更关键的是，史书没有记载姜维与郭循有直接往来，也没有留下密谋、联络或事后封赏的证据。若仅凭“费祎死后姜维北伐”这一时间顺序，就断定存在借刀杀人，容易把历史分析变成悬疑故事。
郭循身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降将身份带来的复杂处境。他在魏国生活多年，归蜀后获得高位，却未必就完成了心理上的转变。官职可以迅速授予，政治信任却不可能一夜形成。对蜀汉而言，他是可用之才，也是潜在风险；对郭循而言，归降或许是求生之举，也可能始终背负着故国关系。
“你为何如此看重一个降将？”身边人或许曾这样提醒费祎。
费祎若有回答，大概仍会坚持：“有才者，当用其才。”
遗憾的是，宽厚可以收服人心，却不能代替防备。郭循究竟是魏国死士、个人复仇者，还是另有隐情，现存史料无法给出确定答案。能够确认的只有三点：他确为魏国降人，确实被蜀汉授予左将军，最终也确实在汉寿宴会上刺杀了费祎。
费祎死后，蜀汉内部原有的制衡被打破。姜维获得了更大的用兵空间，北伐逐渐成为国策的重要部分；而郭循则被魏国包装成忠臣，在蜀汉史料中留下刺客形象。一个人被两个政权分别赋予不同意义，恰恰说明这场刺杀的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郭循个人的生死。
至于所谓“黑幕”，目前更稳妥的判断是：权力冲突确实存在，防卫漏洞也确实可疑，魏国事后褒奖更增添了疑云，但姜维主谋或魏蜀之间秘密合谋，都缺乏直接史证。历史的阴影可以推测，却不能用推测替代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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