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间的血性：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枪、钱和命

要说东北抗日义勇军，我觉得还是得从一首歌说起。您现在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几个字，多半不用想就会跟着唱。可这首歌背后的那段历史，很多人并不熟悉。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聂耳把抗战的情绪写进了这首歌，而在这之前，东北大地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日本侵略者。后来人们熟悉了“义勇军”这三个字，可真正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跟后来歌曲里那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形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不是一支装备整齐、指挥统一的现代军队，甚至很多队伍连固定的番号都没有。九一八以后，大量东北军退往关内，可还是有一批人留在了关外。他们没有特别好的武器，也没有稳定的军饷，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可他们就是没走。

我翻这些材料的时候，最让我觉得难受的其实不是战斗有多惨烈，而是这些人最开始拿什么跟日军打。那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已经是一支训练和装备都相当完善的现代化军队，有飞机，有火炮，有铁路运输，还有完整的后勤保障。东北抗日义勇军这边呢？农民手里往往是土枪、老洋炮，实在没有枪，就拿大刀、扎枪、锄头，能找到什么算什么。留下来的人身份也特别复杂，有农民，有学生，有工人，有矿工、伐木工，也有旧军人，还有过去就在山林里讨生活的绿林人士。谁能打仗，谁就拉起一支队伍；当地人愿意跟着谁，也就跟着谁。您再看看当时那些名号，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一个地方一个叫法。所以，“东北抗日义勇军”更多是后来对这批东北抗日武装的统称，而不是当时存在一支叫这个名字、所有人听一个命令的统一部队。

这种特殊的构成，也直接决定了他们手里的武器乱七八糟。资料里提到，农民武装大致占了一半，绿林武装约两成，旧军警约占两成半，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等占比较少。这个比例当然不可能做到像正规军编制表那样精确，但大体能看出来，这场抗战最初就是从社会底层一层一层冒出来的。绿林武装的装备相对还能好一点，仅辽宁一省，当时就有一千五百多支绿林武装，人数十万人左右；地方民团和地主武装手里往往有枪，旧东北军和警察系统出来的人，多少还能带一些正规武器出来。马占山起兵时甚至拥有飞机、坦克和火炮。冯占海部七万人，枪五万七千支，平均下来一支枪只有一百六十发子弹；王德林部的枪基本能做到一人一支，可子弹更少，平均每枪只有三十发。三十发子弹，看起来不少，真到了战场上其实经不起折腾，打完一仗，下一仗怎么办，这是立刻就会碰到的问题。

所以义勇军后来的很多办法，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不可思议。没有枪，就想办法修枪；没有兵工厂，就自己弄一个简易兵工厂。

苏炳文部召集了一百多名从沈阳兵工厂流亡出来的技术工人，在博克图兵营秘密开设兵工厂，设备自然谈不上先进，只能利用洋灰、铁丝、炸药等有限材料制造手榴弹、地雷。张海天部则在台安高力房村“乾元达”商号里设兵工厂，五十多名沈阳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在那里做事，一天可以修理四五十支枪，制造一千多发子弹。唐聚五、李春润、项青山等部也都设过修械所。这些地方跟真正意义上的兵工厂差得太远了，可对于当时缺枪少弹的义勇军来说，一支被修好的枪就是一个还能继续作战的人，一批刚刚做出来的子弹，就是下一场战斗多出来的一点底气。

很多历史资料写到这里，往往一句“自制武器”就过去了，其实这四个字后面，是一群技术工人和普通士兵拿着最简陋的工具，一点一点往前撑。

比武器更现实的问题，是钱。

打仗这件事，光靠勇气肯定不行，几万人的队伍每天都得吃饭，枪得买，子弹得买，马得养，伤员还得治。李杜举旗抗日的时候，把自己的私有财产、银行存款和面粉公司资产都拿出来支持抗战；李纯华、孙铭武兄弟也卖掉房产和田地购买武器。不过真正让义勇军能够维持下去的，很多时候还是各地老百姓一点一点往外掏出来的东西。唐聚五在桓仁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当地农务会长牛春宜捐了一万斤高粱米，商务会长宋佐忱捐一万斤高粱米和二十匹白布，江北烧锅经理王玉亭捐十匹战马、五千斤高粱，通化县烧锅经理严玉亭还把自己养的三百头鹿拿了出来。

今天我们把这些数字念出来，很容易把它们看成一张清单，其实放回那个年代，这些就是实打实的家产，就是一家人、一家商号原本可以拿来过日子的东西。捐出去以后，能不能再挣回来，是没有人知道的。

义勇军自己也在想办法弄钱。

李春润在新宾建立抗日政府后，接收了柜石哈达银矿，用银矿收入购买军需；后来又接收禁烟局，派人下乡征收大烟税，总共征收了数千两流通券。各抗区还会征收车辆税、军粮等。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发行自己的抗日货币。

相关资料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先后发行的货币有十八种名称、六十六种面额和版别，大部分是纸币，马占山、李杜、唐聚五、邓铁梅、李纯华、张海天等部都发行过抗日货币，流通范围涉及辽宁五十三县以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热河的部分地区。唐聚五部发行数量最大，1932年在桓仁和通化两次发行，合计接近八百万元，一半用于军饷，一半用于救济和维持金融流通。

这些抗币前后流通两年多，资料记载其间物价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持了当地工商业的运转。看到这里您会发现，所谓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群只知道拿着枪往前冲的人，他们同样得面对财政、粮食、运输、金融这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问题，而且很多事情都没有现成答案，只能边打边摸索。

武器实在不够的时候，还有一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敌人手里拿。

1931年12月，辽西义勇军耿继周部在新民作战，一次缴获步枪六十七支、机枪两挺、子弹五千多发；1932年4月，张维东、李春润等部在永陵与伪军激战四昼夜，缴获步枪二百一十六支、机枪两架。《海城县志》记载，辽南义勇军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年底，缴获步枪三千二百四十五支、手枪五百四十二支、轻重机枪一百二十一挺、子弹三十三万余发、各种火炮十五门和一百多匹军马。

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你今天打掉一支日伪军，缴获的枪和子弹，很可能就是你明天继续打下去的本钱。甚至还有以日伪人员做人质、换取军需的事情。1931年冬，“绿林好”张文良部曾扣押旧堡福源海油坊日本经理，日本方面用四万元金票赎回；抗日救国铁血军还曾扣押满铁线辽阳驿机关主任铃木，索要二十万金票和五十挺机枪。战争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粗粝，远不像后来教科书里写得那么整齐。

当然，东北义勇军也不是完全靠自己苦撑，外界的支援同样重要。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东北协会等，都曾向东北抗战力量提供援助。张学良也通过一些渠道给予支持，救国会成立时资助三十万元，江桥抗战之后又给马占山五十万元，对辽南义勇军也曾批给三千元。上海方面也在募捐，救国会通过《生活周刊》等渠道发动捐款，上海各界捐款十二万九千余元；后来发行爱国奖券，到1933年4月共发行六期，净收入十七万元。后援会截至1932年底支援东北各义勇军二十一万六千元。

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军民也发动募捐，瑞金、福建军区等地都有响应；国民政府也曾通过不同渠道给予援助，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得到五万元支援，宋美龄也曾捐出一万元。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才会知道当时的东北抗战其实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关内一些地方和民间社会，也在想办法往东北输送一点力量。

真正值得说的还有他们怎么打。

面对日军，东北义勇军不可能长期按照正规军的路子来打，很多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来。

阵地战可以打，但不能老打。江桥抗战就是典型的正面作战，马占山部苦战半个月，给日军造成较大伤亡；更多时候，则是打一阵换一个地方。

郑桂林部攻打绥中时，俘虏日伪军十七人，缴枪二十多支；邓铁梅部夜袭凤城，也曾缴获一批枪械。还有双城阻击战、额穆阻击战、锦西歼敌战，以及围攻齐齐哈尔等行动。锦西一战里，义勇军击毙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四十余人，日军方面把这次损失看得相当严重。对义勇军而言，铁路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1932年4月至1933年3月底，铁路破坏行动几乎没有停止过，相关资料记载，日军在这些行动中被击毙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打伤两千零八十四人；辽南义勇军仅1932年7月中下旬就破坏铁路一千零六十三起，平均每天五十多起。您仔细想想，这种作战不需要您一定把一个据点整个拿下来，甚至也不需要跟敌人拼到底，只要让铁路运不了、据点之间联系不上、运输线不断出问题，日军就得不停地分兵去守。

所以后来总结东北抗战的作战特点，经常会提到那么几种方式：能打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把敌人引出来；突然袭击，不让对方有准备；人少的时候分散，人多的时候集中，盯住一个地方下手；有时候还会依靠地方关系里应外合。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别跟比你强得多的对手硬拼长处。这样的经验，后来也被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使用和发展。再往后，它们又在更广泛的敌后战场上被不断总结，慢慢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游击战经验的一部分。

当然，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后并没有一直保持住这样的规模。由于内部成分复杂，缺乏统一领导，武器和给养不足，又遭到日军持续围剿，不少队伍后来被打散，有的退入关内，有的进山，有的继续坚持，还有一些人进入其他抗日武装。但如果只用“最后失败了”几个字来概括，我觉得还是太简单。因为九一八以后，东北最早站起来的，就是这样一批人。那时候全国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可东北已经有人开枪了。他们的身份不整齐，装备也不整齐，甚至连名字都不统一，可他们在事实上告诉了后来的人，中国人的武装抵抗，并不是从1937年才突然出现的。

后来，一部分义勇军将士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也有人进入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把早期抗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带到了其他战场。毛主席后来谈到中国抗日战争时说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这句话如果单独拿出来看，容易被当成一句历史结论，可把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放进去，就会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所谓“1931年就开始了”，不是说那时候已经形成了后来我们熟悉的全国抗战格局，而是说，从九一八开始，东北已经有人拿起武器，真正和侵略者打起来了。

我有时候觉得，历史写到最后，最难留下来的反而不是那些大名字，而是这些人的具体日子。冰天雪地里，一支队伍缺粮了怎么办？子弹只剩三十发怎么办？一支枪坏了怎么办？伤员没有药怎么办？这些事情在宏大的战争叙事里看起来都很小，可当时的人就是靠这些一点一点撑过去的。义勇军里当然有军官、有头领，也有后来留下名字的人，但更多的还是普通人。他们也许原来只是种地的、烧锅的、挖矿的、做买卖的，甚至只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九一八之后，事情到了家门口，他们没有什么太漂亮的说法，也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很多人就是觉得，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把自己的地方占了。

所以后来再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总觉得不能只把它当成一首歌来听。歌声当然响亮，可歌声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那段路上，有人拿着旧枪，有人背着大刀，有人连枪都没有；有人卖掉田地筹军费，有人把粮食、战马甚至家里养的鹿送到队伍里；有人在山沟里修枪，有人在夜里炸铁路。很多事情做得并不漂亮，甚至很狼狈，可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某一场战斗、某一个将领的名字，而是九一八之后，在最困难的时候，确实有一群普通东北人选择留下来，选择反抗。历史往前走了九十多年，这一点，今天再回头看，依然值得我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