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亿美元出海潮下，跨国药企竞逐慢病与罕见病赛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共81笔，潜在名义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的约八成，再创历史新高。

从石药集团185亿美元的“天价”平台合作，到恒瑞医药高达152亿美元的共同开发协议，中国创新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全球医药价值链。当BD交易从“卖权益”走向“建生态”，一个更深层的转变正在发生：跨国药企与中国本土创新的关系，已从简单的产品引进升级为科学能力的双向赋能。

在这场重构中，慢性病与罕见病这两个长期被肿瘤赛道光芒掩盖的领域正成为新的战略焦点。

“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制药创新的核心策源地之一，正逐步从技术应用转向真正具有引领性、开拓性的科学研发与创新。”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生物制药研发负责人贝旭鸿（Sharon Barr）近日在“2026阿斯利康中国研发日”期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如此判断。

自2023年以来，阿斯利康已与17家中国企业达成20项合作，其中7个项目已进入不同阶段的全球临床开发，这一数字折射出跨国药企在华战略从“在中国为中国”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深层转型。

慢性病研发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变。

过去数十年，行业围绕症状控制构建了庞大的产品体系，但患者长期获益的天花板始终未被打破。随着疾病生物学研究的深入，从“管理症状”到“干预病因”的路径逐渐清晰。

“我认为我们正迎来两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贝旭鸿表示，其一是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力量，深化对疾病生物学机制的认知，从“管理症状”迈向“干预病因”；其二是通过更先进的手段实现更早诊断，在器官损伤发生之前进行干预。

这一判断背后是疾病负担的现实压力。例如，中国慢阻肺患者约有1亿人，约占全球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中国慢阻肺患者接受治疗的时机晚于西方患者，如何更早诊断并给予干预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罕见病领域，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许多“罕见病”患者群体实际上并不小。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何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在某些全球罕见病临床研究中，中国患者入组人数已达全球总入组人数的30%至40%。中国研究中心顺利通过FDA核查，表明中国罕见病的临床研究能力达到国际高标准。

支撑上述科学布局的，是阿斯利康“AI 2030”战略的全面落地。公开信息显示，阿斯利康已与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成立人工智能药物研发联合研究中心，聚焦加速生物制剂发现与蛋白质结构研究以及构建疾病基础模型。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智能体生态系统（agentic ecosystem），能够利用来自公开生物样本库及阿斯利康临床研究的大型数据集，挖掘新的疾病洞见并识别新的治疗靶点。今年已有两个通过AI识别的新靶点进入研发管线。”贝旭鸿补充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阿斯利康一家的方向。赛诺菲近期将其上海研发中心升级为在华规模最大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推进免疫、慢病、肿瘤及罕见病等领域的创新药物研发，并与华山医院共建其在亚太区的首家卓越转化中心。跨国药企在转化医学和AI驱动研发上的密集布局，正在重塑中国在全球药物创新链条中的角色。

不过，何静也对AI制药的商业化节奏保持审慎：“从分子发现到药物上市，仍需要经历完整的临床开发和监管审批过程。对于AI在研发和临床开发全流程中的应用，相关规则和标准的建立与完善仍需要时间。”

如果说科学突破决定研发方向，那么对疾病本质的理解则决定战略深度。

2026年的GLP-1减重市场已超越传统慢病药物的逻辑解释，当前市场格局不再局限于医生驱动的处方药市场，而是成为兼具医疗属性与消费属性的复合型市场。

但随着原研专利逐步到期、国产仿制药集中申报、口服GLP-1和多靶点激动剂进入后期开发，中国GLP-1减重市场也将加速进入红海阶段。

IQVIA数据显示，超10个GLP-1产品预计将在未来2至3年集中问世。其中不乏与目前大热产品替尔泊肽同类的双靶点且副作用更小的奥莱泊肽（翰森制药）、备受期待的礼来Retatrutide三靶点针剂、礼来Orforglipron口服小分子等创新型GLP-1类药物。而各公司产品属性、渠道与产线资源配合能力不尽相同。

在减重赛道上，贝旭鸿给出了一个与行业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定义。“如果仅仅把这类药物称为‘减重药物’，其实低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它们并不是为了让人变瘦而设计的药物，而是用于改善代谢功能障碍和胰岛素敏感性。”

贝旭鸿强调，这类药物改善的不仅仅是体重，还包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共病问题。GLP-1、胰淀素或GLP-1/胰高血糖素类药物，也是针对心血管疾病、肾病、高血压和炎症性疾病的药物。

在给药方式上，阿斯利康选择首先布局口服GLP-1受体激动剂elecoglipron（AZD5004），其逻辑在于联合治疗的灵活性。“如果一个人存在超重和内脏脂肪堆积，往往同时伴有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或心力衰竭，此时GLP-1可以与糖尿病控制药物联用，还可以与降压药、降脂药联用。”贝旭鸿解释说，阿斯利康独特的优势在于拥有覆盖多个疾病领域以及包含小分子药物的丰富研发管线，能够探索这类联合治疗策略。

目前围绕AZD5004已有10项临床研究正在开展。这一资产正是源于与中国本土企业诚益生物的合作。2023年11月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目前该项目已从I期推进至大型III期临床，成为跨国药企“在中国发现、全球开发”模式的典型案例。

从行业视角观察，慢病管理的竞争焦点正从单一药物疗效转向全病程管理能力。政策层面，“十五五”期间医保目录将继续调整，把更多符合条件的慢性病、罕见病等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为慢病创新药的市场准入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在基层慢病管理方面积累了独特经验。曾有跨国药企高管参访中国社区医院后表示，中国在高血压、血脂异常等疾病的基层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这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华慢病战略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分子层面的创新，更取决于能否将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全球可复制的管理模式。

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BD出海交易达1100亿美元，约为2024年全年的两倍。在这轮浪潮中，阿斯利康无疑是最活跃的买家。

公开信息显示，仅2026年7月，阿斯利康即在13天内连签三笔交易，涉及石药集团小核酸药物、中国生物制药COPD新药和迪哲医药舒沃替尼三项资产，加上年初与石药达成的185亿美元合作，其在华BD交易潜在总金额已超23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与石药集团的合作已从多肽药物打包交易延伸至基于siRNA平台的深度研发合作。后者依托石药专有的siRNA药物发现平台及肝外靶向递送平台开发新型小核酸候选药物，整合AI分子设计模型与全自动高通量筛选体系。这种“平台级”合作模式，标志着BD交易正从单一资产授权向联合研发深度演进。

从行业整体趋势看，这一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以往授权交易多是把海外权益一次性卖给跨国药企，后续大部分收益归对方所有；而今年的交易中，信达生物与辉瑞合作的20个项目中有5个采用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模式，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的合作中5项创新项目采用共同研发模式，跨国巨头愿意让渡利润和主导权，说明中国管线的议价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了实质性提升。

“中国创新是阿斯利康全球研发的重要创新源泉。2025年中国本土生物制药企业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占全球的40%。”贝旭鸿表示，阿斯利康在筛选合作伙伴时，最看重的是科学价值，以及将科学创新转化为患者获益的机会。

“这些创新可以来自新的技术平台、创新分子，也可以来自对疾病生物学机制的全新理解。”贝旭鸿说。

何静则指出，中国研发团队正越来越早地参与到全球项目中，在项目早期阶段获得关键数据，有助于优化后续关键性临床研究设计，并在研发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一直在积极争取中国首批的机会。今年在肿瘤领域，乳腺癌方面的DESTINY-Breast11已经实现了在中国的全球首批。在慢性病和罕见病领域，如果从项目早期就建立合作和沟通机制，全球首批应该指日可待。”何静说。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药监局在近期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将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同时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这一政策信号意味着，跨国药企与中国本土创新的合作正在获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从AI赋能靶点发现到口服GLP-1的联合治疗布局，从17家本土伙伴的合作网络到推动中国首批的监管协同，跨国药企巨头正在慢性病与罕见病赛道上构建一套“科学洞察—技术平台—全球开发”的完整闭环。在专利悬崖逼近、大单品稀缺的时代，这套闭环的价值或许不亚于任何一款重磅药物本身。

而对于整个行业而言，1100亿美元出海数据所揭示的，不仅是交易规模的增长，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浮现：当中国创新从“跟随者”变为“共建者”，跨国药企在华战略的竞争维度，正在从产品引进速度转向科学能力的深度耦合。谁先完成这一转型，谁就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的慢病与罕见病赛道上占据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