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下旬,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与李宗仁第一次正式会面。一个是新中国领导人,一个是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旧日政坛人物,彼此立场相隔多年,开场却没有摆出严肃的政治姿态。
李宗仁先向毛泽东表示感谢,话说得很客气。毛泽东听后笑着问:“德邻先生,回到被台湾称为‘匪区’的大陆,就不怕上了‘贼船’吗?”
这句话来得突然。李宗仁一时愣住,原本准备好的客套话没有接上。坐在旁边的程思远赶紧说道:“我们很荣幸搭上这条船,已经登上彼岸了。”李宗仁这才回过神来,连声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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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谈话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并不只是因为一句玩笑。对李宗仁来说,回国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多年观察、试探和权衡后作出的选择;对中共中央而言,接纳这位国民党高级人物,也绝不只是安排一次欢迎仪式。
真正打开局面的,反而是几箱字画。
1956年4月,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接到周恩来邀请,从香港前往北京。周恩来没有绕弯子,直接希望他设法劝说李宗仁回到祖国。程思远熟悉李宗仁的性格,也了解他在美国的处境,因此答应承担这项任务。
不过,程思远当时不能贸然前往美国,只能先通过家人了解情况。1958年,他从女儿那里听到一个重要信息:李宗仁常说在美国住得不习惯,还是国内环境好。这句话看似平常,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却已经透露出明确的心理变化。
不久,李宗仁亲自写信给程思远,提出愿意把收藏的字画、文物捐给祖国,并请程思远代为转达回国意愿。1959年10月,程思远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将信交给周恩来。中央没有立即答应李宗仁回国,却接受了文物捐赠。
随后运抵香港、再转往北京的,是十二箱字画。李宗仁方面估计价值约十一万美元,但鉴定结果显示,其中真正有较高价值的作品并不多,徐悲鸿、齐白石的部分作品被确认是真迹,其余多数属于仿制或做旧,实际估值约三万美元。
这让周恩来颇为慎重。若按实际价值处理,容易使李宗仁产生误解;若照原报价支付,又明显超过文物本身价值。毛泽东得知后,提出干脆支付十二万美元,并说:“投石问路嘛,这摆明了是一笔政治账!”
这笔钱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字画本身。李宗仁一家当时居住在美国,经济来源并不宽裕。中央以高于文物估值的金额完成交易,既照顾了李宗仁的体面,也释放出愿意继续沟通的信号。政治上的试探,就这样借一批字画完成了。
1963年,程思远在欧洲与李宗仁会面,双方进一步商谈回国安排。李宗仁已经年过七旬,长期居住美国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既没有实际政治地位,也难以摆脱监视和孤立。留在海外,身份尴尬;回到大陆,至少还能以中国人的身份安度晚年。
他的选择,还与1949年的经历有关。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名义上位居最高权力位置,实际上却缺乏军队、财政和行政系统的真正支持。许多将领仍听命于蒋介石,李宗仁的政令常常难以落实。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李宗仁不愿前往台湾,便以治病为由,于1949年年底前往美国。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李宗仁的代总统身份也随之终结。曾经在台儿庄战役中指挥作战、在抗战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人物,就此长期滞留异国。
转变发生在晚年。1955年秋,李宗仁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明确反对外国干涉,主张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这一态度,使北京方面看到了对话基础。此后,程思远不断往返沟通,欧洲会面则进一步确认了回国方案。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携夫人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再由欧洲转赴北京。7月20日,他抵达首都机场,周恩来亲自迎接。李宗仁走下舷梯后,与周恩来长时间握手。多年漂泊、政治失意以及旧日恩怨,都被压缩在那个场面里。
毛泽东接见李宗仁时,特意选择游泳池畔,而不是正式会议厅。谈话气氛因此轻松许多。玩笑之后,毛泽东还邀请李宗仁下水游泳。两位曾经处在对立阵营的人,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会面。
李宗仁回国后,获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在北京定居。对于这位曾任国民党代总统、又曾指挥台儿庄战役的老人而言,1965年的归来,不是重新争夺权力,而是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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