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下令让女匪免于一死；毛主席逝世后，她在家中哭晕数次

1953年6月5日，贵州惠水县城人群聚集，法院即将宣布一名女匪首的处理结果。被押到现场的程莲珍低着头，几乎认定自己难逃一死。她曾率人持枪活动于山林之间，也曾成为解放军重点搜捕的对象。

宣判结果却出人意料：当场释放。

程莲珍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旁人告诉她，这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这个在贵州匪患中颇有名气的女人，最终没有被处决，而是被纳入了清匪工作的另一条路径。

她后来被当地人称为“女孟获”，并不只是因为会使双枪，更因为她的经历具有特殊性。她是布依族女性，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一定影响。对当时的剿匪工作而言，如何区分首恶、胁从与被裹挟者，如何争取山区群众，远比简单处决更复杂。

程莲珍1922年出生于贵州长顺中院村旁边寨。当地布依族村寨素有“美女之乡”的说法，她年轻时容貌出众，曾被人称为“宜林山国第一美人”。这份名声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安稳，反而让她早早陷入地方势力争夺。

她二十岁前后，王海臣曾扬言要强娶她。后来，惠水县大地主陈正明出面，按照当地抢亲习俗将她迎入家中。陈正明毕业于贵州大学农学院，家境富裕，家中还有护卫和枪械。婚后，程莲珍生下一名女儿。

陈正明患病去世后，留下的田产和家业引来亲族觊觎。程莲珍为了守住宅院，在护卫教习下练习射击，逐渐掌握了双枪技术。亲族强行逼迫不成，她凭借武力守住了家门，也从一个深居内宅的妇人，变成了地方上颇具威势的人物。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复杂的局势。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残部、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交织在一起。曹绍华等人打着“自救军”旗号活动，罗绍铨、罗绍凡兄弟也参与其中。程莲珍为了寻找依靠，带着家中护卫和枪械卷入了这场冲突。

她曾被任命为团长，参与攻打惠水。那次行动失败后，队伍伤亡惨重，残部退入山中。后来，程莲珍又参加了青岩、花溪一带的活动，因女性身份和枪法传闻，名声被不断夸大，甚至出现“刀枪不入”“神机妙算”等说法。

名声越大，处境越危险。

1950年起，西南剿匪逐步展开。程莲珍随罗绍铨等人逃入提篮洞，解放军连续进攻数日，才炸开洞壁。1951年秋，搜剿行动中罗绍铨被击毙，罗绍凡被俘，程莲珍趁乱逃脱。由于她在当地影响较大，贵州方面曾要求尽量生擒。

1953年初，追捕人员获悉她藏在龙里县草老铺韦万书家中。程莲珍化名投靠韦家，以孤苦无依为由求得收留，还被当作儿媳留了下来。她平日少与外人交往，家务却做得利索，韦家母子始终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一次外出归来时，她在家门口被追捕队发现。她拔腿逃跑，很快被队员陈凤美追上。对方说出她的名字后，程莲珍没有再抵抗。被押往贵阳后，她整日流泪，认为自己所犯之事足以判死。

同年春天，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了程莲珍。毛主席提出，程莲珍是少数民族女性，在当地又有一定号召力，不能简单“一擒就杀”，应当争取她为剿匪工作发挥作用。李达随后将这一意见带到贵州。

释放并不意味着对她过去行为的否定，而是给了她改过和证明的机会。获释后，程莲珍背着斗笠、带着干粮，进入贵州山区劝说残余匪徒投降。她用自己的遭遇说明政策，也利用布依族身份与山民沟通。据相关记载，她曾劝降数名匪首，减少了继续交战造成的伤亡。

剿匪结束后，政府将她安置在惠水布依族村寨，安排田地，并帮助她找回失散多年的女儿。1957年，她被安排到惠水县缝纫社工作；1960年7月，又当选为惠水县第一届政协委员。她没有再婚，长期与女儿相依生活。

程莲珍一直希望到北京见毛主席，却始终未能如愿。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贵州，她在家中设灵堂悼念，悲痛之下数次哭晕。那份感情，既有获释后的感激，也夹杂着未能当面致谢的遗憾。

1996年，毛新宇到贵州时，程莲珍终于与他见面。毛新宇说：“我这次来贵州，就是想见见爷爷当年点名释放的‘女孟获’。”程莲珍回答：“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1998年10月21日，程莲珍在贵州去世，享年77岁。十年后，她的女儿代母亲来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完成了程莲珍生前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