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23岁女教师装死求生，成为180人中唯一女幸存者

1950年初，重庆高滩岩医院里，盛国玉常在昏睡中惊醒。她听见脚步声，身体会突然绷紧；有人推门，她便下意识地回头。那场发生在1949年11月27日夜里的屠杀，已经过去一段时间，可枪声、火光和浓烟，仍反复闯入她的梦境。

她能活下来，并非因为敌人突然生了怜悯，而是因为在枪口扫过牢房时，她和死神之间进行了一场极短、极险的较量。

1949年，盛国玉23岁。她出生于垫江，17岁从垫江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走上讲台。那时的她只是一个年轻女教师，想把书教好，过安稳日子。遗憾的是，战乱使学校无法正常维持，她的教书生涯很快中断。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婚后。1947年，经亲友介绍，她认识了在重庆读大学的余梓成。余梓成表面上是学生，实际上参加了地下工作。夫妻共同生活后，盛国玉逐渐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也替丈夫传递过消息、转送过物品。

这些事情看起来零碎，却都可能留下痕迹。1948年10月，特务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闯入余家。一本未能及时销毁的笔记本上，写着“垫江女中教师盛国玉”。这几个字，成为她被捕的重要依据。

余梓成当场被捕。几天后，盛国玉得知丈夫被公开处决。她亲眼见到那一幕，受到巨大刺激，当场昏厥。很快，她也被关进重庆渣滓洞。讲台与牢房之间，没有缓冲地带，一个普通教师就这样被卷进了生死漩涡。

在女牢二室，盛国玉睡在下铺，上铺是江竹筠，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江姐。江竹筠当时已经遭受酷刑，双手伤势严重，手指难以活动。每次被提审回来，她都十分虚弱，却很少谈自己的伤。

上床时，她尤其困难。双手不能用力，只能用手腕勾住床沿，一点一点向上挪。盛国玉常从下面托住她。江竹筠轻声说：“小盛，谢谢你。”话不多，却让牢房里的人重新稳住了心神。

江竹筠谈得更多的，是狱外的形势和同志之间该如何坚持。她还组织难友学习，讨论被捕前后的经验、如何应付审讯以及狱中怎样保持思想上的清醒。牢房很小，但这种相互提醒，使人没有被恐惧彻底击垮。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带走。临行前，她换上自己的衣服，围好白围巾，还借来镜子整理头发。她没有大声告别，只对盛国玉留下了一句：“照顾好自己。”不久，枪声从电台岚垭方向传来，女牢里的人都明白，她已经牺牲。

江姐遇害后，监狱气氛更加压抑。放风被取消，日常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特务频繁进出牢房。11月27日，重庆战场方向传来炮声，解放军正在逼近。渣滓洞里的囚禁者以为黎明将至，却不知道屠杀已经被安排。

当天夜里，特务来到女牢，声称要“办移交”，命令女囚集中到男牢楼下的八室。盛国玉进入房间后，闻到明显的汽油味。她靠近后窗，与罗娟华对视，两人都意识到事情不对，但已经没有退路。

哨声响起，机枪从门口和窗口伸入，子弹连续扫射。盛国玉和罗娟华同时扑倒。枪声停下后，特务又进来检查尸体，对倒地的人补枪。有人走到盛国玉身边，用枪托捅她的腰部。剧痛传遍全身，她死死咬住嘴唇，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特务以为她已经死亡，转身离开。就在这一刻，装死成了她唯一的生路。随后，监狱内燃起大火，浓烟迅速灌入房间。若继续躺在那里，她即使躲过子弹，也会被烧死或窒息。

盛国玉猛然起身，冲向出口。门前有火堆，她咬牙跳了过去，又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跃入院坝，连鞋都掉了一只。院内已经看不到特务，她没有停留，而是躲进附近男厕所，趴在尿槽旁边，一直熬到天亮。

11月28日清晨，住在渣滓洞附近二十一兵工厂的工人家属发现异常，冒险前来查看。她们在厕所里找到高烧昏迷的盛国玉，将她秘密带回家中。盛国玉在山上又躲了两天，直到11月30日听见重庆解放的消息，才下山求生。

渣滓洞大屠杀中，180人遇难，盛国玉成为唯一逃生的女性。她后来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身体逐渐恢复，却常在梦中喊叫。1950年2月出院后，她回到垫江，先后在群运会、工商科以及相关单位工作，过着并不显眼的生活。

然而，她没有把那段经历锁进个人记忆。她向调查人员和来访者讲述江竹筠在狱中的表现，也回忆11月27日夜里的经过。许多细节，正是通过她这样的幸存者，才得以保存下来。

医生曾因她的身体状况建议不要生育，她仍坚持组建家庭。35岁时，她生下一个儿子，但孩子满月后夭折。两年后，她又生下女儿。晚年接受采访时，只要谈到牺牲的狱友，她仍会流泪，并反复说：“我活下来，就要替她们说话。”

2014年7月27日清晨，88岁的盛国玉去世。她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职务和头衔，却以一名幸存者的身份，保存了渣滓洞最后几夜中那些无法替代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