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主政邯郸，拿化肥厂做承包试点改革，后升任河北省副省长

引言

1987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四，天还没亮。一辆汽车从邯郸市区出发，沿着通往涉县的公路向西行驶。车里坐着时任邯郸地区行署专员郭洪岐，他前一天晚饭时在食堂碰到河北电台记者赵金海，说了一句：“明天地区化肥厂搞承包签字，你叫上老宋，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郭洪岐心里清楚，此行的意义远不止一纸合同。一个建厂二十一年、多数年头亏损的化肥厂，即将在邯郸地区率先实行面向社会的公开承包。这一步迈出去，可能只是一个企业的脱困尝试，也可能成为撬动整个地区经济改革格局的那个支点。

正文

一个写材料出身的人，到了地方上反而更敢下手

郭洪岐是河北河间人，1936年出生，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他的履历大半在省政府机关——省委办公厅干部、省供销合作社干部、省财委副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机关出身”的干部，长期与文件和材料打交道。

但正是这样一个写材料出身的人，到了地方上推起改革来，反而比很多人都敢下手。

1980年代中期，邯郸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全区每年财政收入约1.3至1.4亿元，而开支却超出三四千万元；所辖13个县中，有6个县每年吃国家财政补贴；工商企业背着2.55亿元的沉重包袱。地委和行署把1985年的26项经济指标同河北省其他地区作横向比较，结果是占首位的一项也没有，占后三位的却有13项。

出路在哪里？减税让利试过了，利润包干试过了，目标管理也试过了，虽有进步，但不明显。下放给企业的100多条权力，80%被有关部门侵吞截留，厂长和经理们依然是有翅难展。企业活不起来，效益难以提高，财政也就紧张。

郭洪岐在当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讲过自己的判断：“中央年初提出要‘压缩空气’。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央的指示，冷静地分析了邯郸地区的客观形势。我们认为，邯郸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不存在‘超高速’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盲目地去压，而是提出今年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机遇，要敢于超常规发展。”

他还写过一句话：“改革是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改革是解决邯郸问题的主要途径。”放在1987年的语境里，说这话是需要胆量的。

化肥厂：一个“国家的包袱”如何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邯郸地区化肥厂1966年建成投产，到1987年已经干了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里，多数年头亏损，少数年头盈利，1986年才盈了四万五千元。一个拥有800多名职工、23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企业，不仅没有为国家创造财富，反而累计赔了15万元，成了“国家的包袱”。

行署决定，先从这里突破。

改革的思路是“走两权分离的路，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竞争承包，彻底放权”。具体做法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大军压境”——刊登招标启事，公开招标方案，广泛发动社会参与，不受行政区划、所有制、行业、职业的限制；“断其后路”——企业原班子如果投标中标，可以继续干，如果不投标或不中标，原则上不往外调，而是就地由承包者安排适当的工作；“背水一战”——让等待观望者丢掉幻想，全力参与竞争。

地区招标承包工作组进驻化肥厂，测算标底，组织答辩。经考核、筛选，厂设备科副科长王俊义代表7人组成的承包组，以多75票的优势中标承包。王俊义是涉县本地人，河北化工学院毕业，在化肥厂工作了四年，当时只有二十六岁。

合同条款写得清楚：承包三年，1987年要完成利润200万元；承包组首席代表作为当然厂长，对工厂的产供销、人财物有经营决策和调动权。

签字那天上午，化肥厂礼堂坐满了人。郭洪岐亲手给王俊义发了聘书，签了承包合同。中午吃饭时，他对王俊义说了一句话：“俊义啊，好好干吧，你现在和吴永昌一个级别，平起平坐了。”吴永昌是涉县县委书记，地区化肥厂是县级单位，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从这天起，当上了县级单位的厂长。

动静比预想的大得多

郭洪岐可能也没有估计到，化肥厂的改革很快在全省、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央各大媒体相继关注，轰动全国。

1987年初，全地区有24个单位实行招标承包试点，这些单位1987年承包的利润基数为1403万元，比1986年实际实现利润提高了一倍多，比年初财政下达的利润计划增长了80.2%。到1987年底，实行竞争承包的县以上企业已达651个，占企业总数的95.7%。

竞争的场面远比预想的激烈。地区招待处公开招标时，54家报名，18家投标，6家发表演说，最终一位青年在激烈角逐中一举夺标。涉县冶金矿山公司有2500名职工，产值占全县工业系统的四分之一，河北冶金学院1982届毕业生樊爱国以实现年利润690万元中标承包，比年初计划增长了53.3%。成安县百货公司前年亏损4.2万元，招标承包后，一位叫刘庆祥的农民以当年实现利润6万元中标，一位“土八路”在城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改革的效应迅速向外扩散。在郭洪岐的谋划和推动下，企业的承包经验被引入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1988年4月，他在成安县召开深化企业承包经营管理座谈会，肯定了成安县织布厂“一人承包、风险共担”的做法。那几年，邯郸地区克服财政紧张的困难，拨出较大款项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全区农业生产一年上一个台阶，1988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89年夏季又有新突破。

打破常规用人，打破关系网

郭洪岐在邯郸期间，还做了一件在当时的干部体制下颇为罕见的事。

临漳县报道组有一个叫马朝阳的年轻人，是临时工，连续三年在地区以上新闻媒体发表作品三百七十多篇，创下了全国通讯员之最。他给郭洪岐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素未谋面的郭洪岐惜才爱才，批示按自学成才破格录用马朝阳为国家干部，并提拔他到行署经济协作办公室当副科长。后来马朝阳不负众望，业绩突出，官至县级干部。这种打破常规用人的做法，受到了国家劳动人事部的表扬。

与之相配套的，是他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态度：打破关系网，顶住人情风，任人唯贤。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地方政治生态中，这几句话的分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自能体会。

一个住小屋、看黑白电视的官员

但真正让邯郸的干部记了一辈子的，不是那些文件和数字，而是郭洪岐这个人。

他在邯郸工作了四年多，一直在大食堂吃饭。小米稀饭、玉米粥、黑面馍、大锅菜，他跟机关干部一样排队打饭。他说：“这饭吃得很香。”

地委和行署前后盖了十几栋宿舍，绝大部分干部职工搬进了新居，他还住在那间小屋里。机关几次动员他换房，都被他拒绝了。他的宿舍是什么样？一张旧式硬板床占去了三分之一空间，一张油漆脱落的办公桌放在床对面，桌上放着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墙角放着一个五十年代生产的旧沙发。许多人不相信，住在这间房子的主人，竟是管辖十三个县、领导五百万人口的官员。

有一位局级领导去拜访他，看到他还在看黑白电视，心里过意不去，想从机关剩余的彩电中借一台给他看，先告诉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被一口拒绝——因为知道，答应下来是会挨批评的。

改革之外：从邯郸到省府

1990年，郭洪岐离开邯郸，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此后，他历任河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他还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离开邯郸之后，郭洪岐并没有停止思考改革。有记者称他是“学者型的政府官员”，他谦而婉拒。但从年方二十五岁即上书省委写出《我对包干到户的看法》，到六十五岁向省政府提出《关于保护开发泥河湾遗址群的12条建议》，风雨四十年间，他始终在力主改革、勇于探索。他出版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论纲》《历史的选择——郭洪岐谈深化改革》等著作，将自己对改革的思考系统化地记录下来。

2002年1月，河北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免去了郭洪岐等人的省政协副主席职务。退休后的郭洪岐仍然关心着地方发展，2012年9月，他还以原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到广平县参观考察城市和项目建设工作。

结论

回顾郭洪岐在邯郸的那四年多，最值得琢磨的或许不是某一场改革的成败得失，而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做出的判断和选择。

1987年，当“压缩空气”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时，他判断邯郸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不存在超高速的问题”，提出了“敢于超常规发展”的思路。这不是盲目冒进，而是建立在对自己辖区经济底数的清醒认知之上。

他选择化肥厂作为突破口，同样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改革方法论：不追求面上的轰轰烈烈，而是从矛盾最集中、问题最典型的地方切入，先在一个点上把路走通，再逐步铺开。化肥厂二十一年亏损、八百多职工守着两千多万固定资产却创造不了效益——这是一个典型的“僵局”，而他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竞争承包、彻底放权”这套组合拳，把这个僵局打开了。

更重要的是，他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态度。大食堂里的小米稀饭，小屋里的黑白电视，拒绝了十几栋新宿舍的换房机会——这些细节未必能直接说明一个人的全部品格，但它们确实构成了那个年代一部分地方干部的真实面貌：他们把精力放在做事上，而不是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

一个写材料出身的人，到了地方上反而更敢下手。这或许就是改革年代的一种独特现象：真正推动变化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懂“规矩”的人，而是那些既懂规矩、又知道规矩什么时候该被打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