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十几名地下党员被拖出去枪毙，几天后却发现他们竟都活着

1949年解放前夕，江苏高邮一带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国民党军队准备南撤，监狱里的地下党员却不知道，自己等来的究竟是胜利，还是一场临别前的大屠杀。

大窑墩原本是烧砖的地方，后来却成了执行死刑的场所。夜里，那里常传来枪声。监狱中的人都清楚，被押出去接受所谓“夜审”的同志，通常再也回不来了。

恐惧在蔓延。

黄益民、于哲人、郭广富三人明白，坐等敌人处置，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困在牢房里，不如拼一次。黄益民很快提出越狱计划，行动时间就定在当晚。

计划并不复杂，却必须配合严密。郭广富身材强壮，负责带人冲击铁门，抢出逃生通道；黄益民带第二队制造混乱，准备放火、剪断电线，分散看守注意力；于哲人率第三队控制看守，解救其他同志。

信号也安排好了。

蒋庆红嗓门很大，行动开始时，他要高声唱京剧《萧何追韩信》。唱声一响，三个行动小组同时动手。几个人反复推演细节，连铁门附近有几名看守都记在心里。

然而，越是接近行动时刻，意外越容易发生。

约定时间还没到，监狱大门突然打开。一队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冲了进来，脚步声在院子里格外刺耳。黄益民从铁窗向外望去，心里已经明白，计划出了问题。

黄益民、于哲人、郭广富等人很快被拖走。审讯中，他们才知道，越狱消息已经泄露。出卖他们的人叫柳家兆，原本也参加了计划，却在恐惧中选择了向敌人告密，企图换取自己的活路。

审讯持续到深夜。敌人动用了酷刑，逼他们承认组织关系和行动安排，但几个人始终没有松口。敌人得不到口供，只能把他们重新押回牢房。

他们已经遍体鳞伤。

没过多久，押解人员再次出现。手铐重新戴上，队伍被带出监狱。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次他们要被送往大窑墩。那几声熟悉的枪响，似乎已经在前方等着。

可押送方向却变了。

他们被带进了国民党军第二六八团团部所在的大院。除了黄益民三人，还有十几名地下党员也被集中押来。第二六八团团长张我疆站在众人面前，宣布部队即将撤离，并警告谁敢逃跑，立即枪决。

这不是获释，只是换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队伍开始南撤时，许多人身上还带着刑伤，衣服单薄，天气又冷。有人走路踉跄，只能彼此搀扶。高春兰身体虚弱，实在坚持不住，朝押送士兵喊道：“我走不动了，枪毙我吧！”

两名士兵随即把她拖离队伍。远处传来两声枪响，其他人不敢回头，只能继续赶路。那一刻，谁也没有想到，高春兰并没有真正死去。

走到深夜，吴克春也倒在路边。士兵将他架到河边，片刻后同样传来两声枪响。押送人员返回时，吴克春已经不见了。队伍中的人听见声音，心里都以为又一名同志遭了毒手。

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有人被带走，有枪声响起，却始终看不到尸体。疲惫和悲愤压在每个人心头，没人敢猜测其中缘由，更不敢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

走到张家庄时，队伍终于停下。众人跌坐在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张我疆再次出现，开口却不是训斥：“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应该互相残杀。我决定把你们放了。”

话音落下，士兵上前打开手铐。没有解释，也没有审判。十几名地下党员不敢迟疑，趁着夜色迅速离开押送队伍，向能够联系组织的方向赶去。

他们后来进入高邮城，与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更令人意外的是，原以为已经牺牲的高春兰、吴克春等人，竟陆续与大家会合。

真相这才揭开。

张我疆并没有下令杀人。两次所谓的枪决，士兵只是朝天开枪，随后将高春兰、吴克春等人秘密放走。其他被带离队伍的人，也用同样方式脱险。张我疆释放全部人员后，自己承担了极大风险。

此后，高春兰等人的证明，成为洗清张我疆罪名的重要依据。那段押解路上，枪声是真的，死亡却是伪装出来的；敌我双方的身份没有改变，但在生死关头，有人没有把屠刀真正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