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987年，我在满洲里三道街开修车铺。那年我三十，光棍一条。铺子对面是国际旅社，常有苏联人过来修车。薇拉就是那时候来的。
她开一辆嘎斯24，车门瘪了一块，用俄语夹着生硬的中文跟我比划。我听不懂，她就蹲下来，拿粉笔在地上画。画完抬头冲我笑，蓝眼睛像刚化开的冰。后来她常来，说是翻译，帮苏联采购团跑腿。我给她修车不收钱，她就给我带红肠和黑面包。处了半年，她搬进我铺子后头那间小屋，成了我媳妇。
婚礼没大办，就请了街道办王主任和几个老邻居。薇拉穿了件红毛衣，是我托人从哈尔滨买的。她酒量好，把老邻居赵叔喝得钻了桌底。夜里她跟我说，她母亲在赤塔，身体不好，等攒够钱，带我回去看看。
转年开春，一封电报拍到街道办。薇拉母亲病故。她捏着电报纸，半天没说话，眼泪把字都洇花了。我帮她收拾行李，送她到火车站。她进站前回头，嘴唇动了动，说：“等我，十天就回。”
她走后的日子，我天天翻台历。头一个月，她来了一封信，说母亲后事办完了，再陪陪父亲。第二个月，信断了。我往赤塔拍电报，没回音。去外事办问，人家说苏联那边手续慢，让等。
第三个月，王主任带着派出所老刘登门。王主任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绷得紧紧的。
“老李，你得挺住。”王主任把信封递给我，“薇拉……回不来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她母亲去世是真，可后头的事，她没跟你说。”老刘点了根烟，“薇拉在苏联有丈夫，叫阿列克谢，是边防军军官。三年前在阿富汗失踪，部队发了阵亡通知。她以为人没了，才嫁了你。可这回她回去，阿列克谢被送回来了——没了两条腿，精神也垮了。她不能扔下他。”
我坐在凳子上，半天没动。信封里是离婚协议，薇拉签了字，日期是两个月前。背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李，对不起。你忘了我。”
我没签。我把协议锁进抽屉，照常修车。夜里睡不着，就喝闷酒。赵叔劝我：“人家有男人的，你算啥？”我说：“她以为他死了。”赵叔叹气：“那现在没死，你就得认。”
后来我托人带钱过去，被退回来。再托，还是退。1991年苏联解体，卢布不值钱，我背了一包衣服和罐头，坐国际列车去了赤塔。按外事办给的地址，找到城郊一个菜市场。
薇拉在卖土豆。她老了很多，金发白了大半，蹲在摊位后头，手冻得通红。旁边轮椅上坐着个男人，胡子拉碴，两条裤管空荡荡的，正歪着头晒太阳。
她看见我，手里的土豆撒了一地。
我走过去，蹲下帮她捡。她没让我进屋，只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
她说：“看完了，走吧。”
我站起来，她从兜里掏出一双毛线手套，塞给我。手套织得歪歪扭扭，线头都没藏好。她说：“路上冷。”
我转身走了。走出菜市场，回头看了一眼。她还蹲在那儿，肩膀一抖一抖的。
回国后，我把手套锁进柜子。每年冬天，我都想去赤塔，可到底没再去。2008年，我收到一封信，寄信人写的是阿列克谢。信很短，说薇拉2005年走了，肺病。临走前让他把一封信寄给我。
信里只有一句话：“手套里有一张照片。”
我拆开手套，夹层里掉出一张黑白相片。是我们结婚那天照的，她穿着红毛衣，我穿着蓝工装，两个人笑得跟傻子似的。背面有一行字，是她后来写的：
“下辈子，我不嫁军官，嫁你。”
我把照片揣进怀里，蹲在修车铺门口，哭得站不起来。如今我六十多了，铺子早关了。每年清明，我对着对面烧纸。纸灰飞起来，像那年火车站台上的雪。
有些人不回来，可她的根，扎在你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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