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民国贵州史》《国民政府与西南军阀史料汇编》《遵义会议前后国民党军事文稿选编》《王家烈史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军政档案、贵州地方志、遵义会议纪念馆公开史料、人民网党史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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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由湘南进入贵州境内，西南四省维持多年的地方割据格局迎来剧烈扰动。
广西、云南、四川三地的地方军政集团，在外部局势发生剧烈变动之后，依旧守住本省核心权力框架，原有军政体系得以继续运转。
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的王家烈，同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完整掌握贵州全省名义上的军政权限，仅仅五个多月时间，行政、军事权力全部移交出去，本人离开贵州故土，彻底退出西南地方军政舞台。
四省同样面对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外部压力，同样遭遇长征带来的区域局势震荡，其余三省地方势力能够保全根基，王家烈却完全失去地盘与军队。
当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八个师跨越省界踏入贵州土地，贵州旧有的权力秩序已经启动不可逆的重构，所有关键的推动王家烈一步步走进蒋介石圈套的要素，都已经在这片多山的土地之上悄然就位。
【一】西南四省割据底盘，各省实际掌控力量对比
1934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只完成名义层面全国统一。
西南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四省，行政、财税、人事任免、军队调动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本省地方集团手中，各省在行政序列上归属南京，中央下发的政令，落地执行的程度差别巨大。
广西军政体系由李宗仁、白崇禧主持搭建。
桂系经过十余年经营，军队基层军官、普通士兵大多取自广西本土各县。
省内乡绅、地方民团武装，和桂系军政体系深度绑定在一起。
全省财政税收，由本省机构直接收纳支配，南京方面只可以做名义层面人事提名，没有权限直接调动桂系主力作战部队。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推进至湘桂边境，桂系研判局势之后确立“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处置方案，主力部队向南收缩部署，刻意留出过境通道，尽量规避主力发生大规模消耗，不给外部武装力量进驻广西腹地留下合理借口。
南京方面多次尝试对桂系内部进行分化拉拢，只能争取少量边缘人员，无法撼动整套桂系军政网络。
云南军政事务由龙云掌控。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群山峡谷构成天然地理阻隔，对外陆路通行通道数量有限。
龙云完成省内整合之后，滇军主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省内地方土司、官僚群体、商业资本，互相交织形成稳定的利益网络。
1935年4月红军进入云南地界，蒋介石下发多封电令，要求龙云派遣滇军主力投入堵截作战。
龙云派出孙渡带领第三纵队开赴贵州境内执行任务，部队始终和作战区域保持安全距离，只做尾随姿态，不投入主力进行决战，同时划出明确边界，拒绝中央军进入昆明主城驻扎。
南京可以授予龙云各类高级头衔，拨付部分经费补贴，滇军指挥权限、省内财税系统依旧完整保留在云南本土集团手里。
四川内部派系盘根错节，大小武装林立，刘湘是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方。
四川人口基数庞大，耕地资源充足，税源基础远优于贵州。
省内各路军阀常年互相攻伐，刘湘依靠硬实力压制其余各路对手，但没有实现全省完全一元化管控。
蒋介石曾经提出派遣十个师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协同军事行动，刘湘直接回绝这份提议。
对外层面，刘湘接受南京给出的职务任命，服从纸面调度安排，对内牢牢守住川军主力指挥权，只允许少量中央公务机构落地四川，核心城镇、交通要道防务全部交由川军接管，不会向外来部队开放防务要点。
贵州的军政局面，表面由王家烈总揽全局，内里处于碎片化状态。
第二十五军名义下辖五个师合计三十四个团，分别归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等人掌控。
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三部拥有独立防区，部队粮饷、基层人事全部自主处置，仅仅名义上挂在第二十五军序列之下。
王家烈能够直接调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合计十五个团兵力。
1932‑1933年，犹国才曾经联合其余武装进攻贵阳，短暂取代王家烈执掌贵州省政，冲突平息之后犹国才退守安顺、兴义一带，依旧保留完整武装力量，对于王家烈下发的政令经常消极应付。
贵州全境山地占比极高，适宜耕种土地稀缺，常规农业税收规模有限。
维持军队运转，很大一部分财政来源依靠鸦片过境税。
一旦鸦片流通渠道受到战事扰动，军费供给链条立刻承压。
省内各县本土士绅群体，对于王家烈政权的支持并不统一，连年为供养军队增设各类捐税，多地积攒下抵触情绪。
贵州四面和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接壤，不存在完整封闭的山地屏障，向外的通行通道数量众多，军事防御层面缺少天然缓冲空间。
横向对比四省基础条件，广西拥有高度抱团的本土军政共同体；
云南依托地理屏障，内部利益链条完整稳固；四川人口土地体量充足，本土军阀群体规模庞大；
贵州名义上完成全省统一，内部多股武装各自割据，财政底子薄弱，地缘四面敞开。
这些先天底盘层面的差距，在外来风波到来之后，会持续放大局势带来的冲击。
【二】1934‑1935年南京经略西南的执行路径，借追剿开展渗透布局
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存在整合西南地方割据势力的诉求。
直接调集重兵发动武力征服，需要承担数额巨大的军费以及人员损耗。
一旦西南四省地方势力选择联合对抗，战事规模会持续扩大，南京并不愿意开启大规模西南内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战略转移，一路向西行进。
12月14日红军攻占黎平，正式踏入贵州地界，这件事为南京提供一套可落地的操作窗口。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敲定整套执行方案，对外打出“追剿”的公开旗号，中央军顺着红军行军路线进入西南省份，名义完成军事作战任务，同步开展兵力布点、人事安插、情报渗透各项工作。
利用地方军阀作战带来的兵力损耗，寻找地方武装内部可以拉拢的对象，逐步拆解原有地方权力架构。
这套执行方案落到不同省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实际效果。
面对广西，1934年11月红军推进到湘桂边界，蒋介石电令桂军主力开赴全州、兴安构建封锁防线。
李宗仁、白崇禧研判局势，一旦桂军主力拼到实力受损，中央军就会顺势进驻广西境内。
桂军主力随即向南调动至龙虎关，仅仅保留少量部队开展象征性布防。
桂系完整保存主力实力，不给南京分化集团留下突破口，中央军只能停留在湘桂边境地带，无法深入广西腹地建立据点。
面对云南，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龙云出任第二路军总司令，统筹川黔滇区域军事事务。
龙云接受职务任命，配合纸面层面调度安排。
滇军孙渡纵队进入贵州执行任务，部队补给、人员调动全部由云南自行负责。
1935年4月红军进入云南，薛岳带领中央军尾随抵达滇东区域，龙云划定明确管控范围，中央军只可以在外围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进入昆明主城。
龙云可以在部分行政事务层面做出妥协让步，军队指挥权、省内财政权限牢牢握在本土集团手中，南京找不到分量足够的内部代理人，无法复制后续在贵州完成的权力更迭。
面对四川，刘湘表面接受南京授予的各类职务，遵从统一调度安排，直接回绝中央军大规模入川的请求。
川军派出部分兵力参与周边作战，主力部队始终留驻四川本土，关键城镇、交通要道全部由川军接管防务。
蒋介石可以利用四川内部原本就存在的派系矛盾做局部挑拨，能够安插少量中央派遣官员，没有条件短时间连根拔除刘湘集团，只能选择渐进蚕食的方式推进各项事务。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黎平之后，蒋介石下令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合计八个师，尾随红军向西开进贵州境内。
对外全部以执行追剿任务作为公开名义。
王家烈作为本省军政长官，名义隶属于南京序列，公开拒绝中央军入境，会背负违抗调令的罪名，缺少正当理由阻拦部队开进本省地界。
1935年1月8日，薛岳率领中央军进驻贵阳，直接接管贵州省城核心防务，随即任命郭思演出任贵阳警备司令，替换原本王家烈系统负责城防的人员。
中央军进驻贵阳之后，没有立刻和黔军爆发武装冲突，只是占据全省政治中枢，接管城防关键点位，同步启动情报联络工作，接触黔军内部对王家烈心存隔阂的人员，联络贵州各地对当局心存不满的士绅群体。
同样一套策略，放到广西、云南、四川，都会遭遇本土集团划定的明确边界。
贵州这边，省城贵阳没有经过大规模交战就被外来中央军进驻，贵州整套军政局面已经发生不可逆改变。
【三】1934年末‑1935年初黔军作战损耗，内部裂痕持续放大
1934年11月，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黔军整体防御部署。
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北湄潭方向布防；犹国才部驻守乌江以南区域；
王家烈亲自指挥自己直接掌控的十五个团，负责东面防线。
各支部队虽然接到统一的作战指令，犹国才、侯之担两部依旧优先保全自身实力，部队调动处处留有余地，不会把全部家底拿出来投入战事。
1934年12月14日红军攻占黎平，黎平属于黔东南门户。
王家烈原本调犹国才麾下三个团前往黎平布防，受王犹二人长期矛盾牵制，这支部队迟迟没能抵达前线；
何知重手里五个团驻扎安顺，主要作用用来防备犹国才，没有投入东线防御。
黔军名义拥有三十四个团，实际开到黎平、锦屏前线参与布防的兵力不到总兵力三分之一，大量部队留在各自防区互相戒备，没有完成统一调度投入战场。
1935年1月2日至4日，中央红军分多路在江界河、回龙场等渡口强渡乌江。
侯之担负责乌江整条防线，防线很快被突破，侯之担麾下部队发生溃散，红军顺势占领遵义。
侯之担本人逃到重庆，之后遭到蒋介石扣押，侯之担原本掌控的教导师后续由薛岳系统的沈久成接收改编，原侯之担武装就此脱离黔军序列。
1935年1月，红军驻守遵义期间，薛岳率领中央军进驻贵阳。
王家烈手里直接掌控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其余几支黔军部队，犹国才退守安顺，蒋在珍驻扎正安一带，侯之担已经垮台，各路人马优先处置自身生存问题，不再完整服从王家烈调度。
1935年2月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娄山关战斗打响，之后重新夺回遵义城。
王家烈亲自带领黔军四个团在娄山关、遵义一线展开阻击，黔军承受严重伤亡，部队建制被打散，大量兵员出现逃亡。
遵义战役结束，王家烈带领残余部队退往黔西、大定一带，原先直接掌握的十五个团经过多轮作战，人员、枪械都出现大幅减损，能够调动的有效兵力规模进一步收缩。
财政层面压力同步加剧。
省内多地战火蔓延，商业流通陷入停滞，鸦片过境税收收入大幅下滑；
各县受战乱冲击，常规田赋征收很难足额完成。
第二十五军部队军饷开始出现拖欠，基层士兵薪饷不能按时发放，部队内部浮动情绪不断蔓延。
王家烈想要筹措经费，可搜刮空间已经压缩到极限，再加征捐税，会进一步激化和地方士绅、普通民众之间矛盾。
外部局势同样不存在可供借力的外援通道。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清楚中央军进驻贵阳之后，广西西面的战略缓冲直接消失，也做出部分军事部署，但是不会派出主力进入贵州公开对抗南京。
龙云、刘湘同样优先保全本省安全，不会为贵州局势冒引火烧身的风险。
邻省能够给到的只有道义层面的关切，实质性出兵介入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
到1935年3月，贵州已经形成一套清晰现实局面：省城贵阳被薛岳中央军牢牢占据；
王家烈本部部队经过娄山关、遵义多场战事之后兵力受损；
犹国才、蒋在珍保持独立武装，和王家烈保持距离；军费供给持续紧张；
外部邻省不会出手大规模支援；南京方面情报人员持续接触黔军内部人员，分化工作已经在暗中稳步推进。
【四】贵阳城内权力挤压层层加码，军政两职的选择题摆到王家烈面前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乘坐飞机抵达贵阳，随行人员包括宋美龄、陈诚、晏道刚、陈布雷一行人，行辕设置在贵阳六广门原毛光翔住宅。
蒋介石坐镇贵阳，对外名义统筹追剿军事行动，对内同步落实瓦解桐梓系地方权力的整套计划。
抵达贵阳之后，蒋介石安排李仲公出面，和王家烈开展正式谈话，只给了王家烈两个选择。
王家烈被迫做出选择，却不知这其中埋藏着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布局，整套布局完整铺开之后，王家烈手中残存的全部筹码都会被逐层剥离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