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代，大连海滨一幢日式旧别墅门前，几名日本访客在翻译陪同下按响门铃。他们声称这里曾是旧日居所，想进屋看一看。警卫员小马听完，没有请示，直接回答：“不行，我们首长最恨日本人。”说完，便关上了大门。
家人得知后，觉得待客未免太生硬。颜文斌却没有责怪小马，反而表示，事情不能只看礼数，还要看这幢房子背后的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死在日军屠刀下的中国人。
这不是一句气话。颜文斌一生负伤十八处，是老红军和开国将领中负伤较多者之一。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来自亲身经历，也来自抗日战争中看到的惨状。多年以后，只要谈起日军暴行，他仍会情绪激动，难以平静。
颜文斌1915年出生于江西永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六岁那年，家乡发生瘟疫，家中十一口人接连病亡，只有他活了下来。小小年纪成了孤儿，只能到地主家放猪，住牛栏，挨打受骂，靠残羹冷饭填肚子。
十四岁时，红军来到永新招兵。听说这支队伍不欺压穷人，官兵之间有规矩，颜文斌扔下放猪鞭便参加了红军。他后来回忆，自己十三岁以前几乎没有穿过像样的裤子，参军时只是用一块布围在腰间。
参军第二天，他便遇上战斗。手里的小马枪没有打中目标，冲锋号响起后，他却冲在前面，缴获了三支步枪和一包衣物。这样的表现，使他很快从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真正让他名声传开的，是一次次在枪林弹雨中的选择。1934年，红六军团向湘西方向突围，颜文斌承担先锋和后卫任务，途中多次负伤。一次手榴弹爆炸，弹片嵌进右臂，因缺少麻药，只能把他绑在树上，用小刀割开皮肉取弹。右臂从此再也无法伸直。
1935年忠堡战斗中，他率敢死队冲击敌军阵地，被手榴弹炸昏。打扫战场的人见他没有动静，已经挖好土坑准备掩埋。颜文斌突然坐起，大喊：“我还没死，不要埋我！”战士们被吓了一跳，他却顾不上解释，回到部队后又让卫生员拔出了头上的弹片。
同年红军转移时，颜文斌腿部负伤，伤口严重溃烂，只能暂时留在当地养伤。部队离开后，土匪洗劫村寨，他不愿坐等危险，更不愿与队伍失散，拄着拐杖连夜追赶。没有担架，他就一步一步挪；走不动时，便停下来喘口气。
那段路极其艰苦。一次，他在河边打开腿部绷带，发现伤口里爬满蛆虫。战友送来盐巴和纱布，他便用盐水反复清洗，坚持赶路。伤口竟逐渐好转，到达云南时已能自行行走。后来医学解释，这些蛆虫吞食了坏死组织，客观上起到了清除腐肉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颜文斌在晋察冀军区任职，指挥部队参加多次战斗。1938年7月，攻打平山城时，他率二百多人的敢死队突入城内。城墙炸开后，他带头冲入碉堡和军营，与日军展开巷战。
战斗失利后，敢死队伤亡惨重，突围缺口又被日军封堵。颜文斌带着仅剩的二十多人抢占城墙，遭到机枪扫射后坠入护城壕。天亮后，他躲过日军搜查，等到夜间才爬进高粱地。地下党找到他时，为防汉奸，他还故意说：“我不是。”
这场战斗中，二百多名战友牺牲，成为颜文斌晚年始终无法释怀的伤痛。他曾反复念叨，战友不能白死，仇也不能忘。对他而言，抗战并非一段可以轻描淡写的往事，而是刻在身体和记忆里的伤疤。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颜文斌随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入朝，曾任第一一五师副师长。云山战斗中，第三十九军与美军骑兵第一师交锋并取得胜利。回国后，他升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1955年授衔时，因任职时间与规定相差十几天，他被授予大校军衔。组织上曾考虑给予特殊照顾，他没有接受。1964年，颜文斌晋升少将。有人替他惋惜，他只说，军衔不是个人功劳，真正值得记住的是牺牲的战友和肩上的责任。
1968年，颜文斌参与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检查工作时，他看到一些连队为迎接检查摆放招待水果，当场批评这种做法。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打仗时不怕死，生活中不讲排场，做领导也不愿让部属把心思用在表面功夫上。
他文化程度不高，却格外尊重知识和教师。大儿子上学时曾在课堂上捉弄老师，颜文斌得知后严厉惩罚，并训斥孩子：“自己想读书都读不上，更不能不尊重老师。”
女儿出嫁前，他又叮嘱家中两条规矩：师道与孝道。女儿说会像对待父母一样孝敬公婆，他却纠正道：“对父母好十分，对公婆要好二十分。”
1996年，女儿新居挂着一幅日本樱花图。颜文斌听说画作来自日本，转身离开，连饭也没有留下吃。2014年，他在大连病逝，享年一百岁。那幢旧别墅、那幅樱花图，以及门前被关上的一次大门，都留在了他的晚年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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