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中寻找“心灵答案”

戴启飞的书房“芜狐斋”

17岁的古籍爱好者王梓屹曾闹过一个笑话：在桂林，他在阳光下晒一本自己收藏的古籍，并发到古籍爱好者交流群里，结果被人指责“暴殄天物”。他才明白，古籍要防受潮，更忌暴晒，晒过后书页会像树叶一样泛黄变脆。

和王梓屹一样，很多年轻的古籍爱好者早早就入了古籍的“坑”。有人喜欢触摸留存着年岁印记的纸张；有人钻进时空隧道，甘坐“冷板凳”，潜心挖掘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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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林是岳麓书社的一名年轻编辑，工作两年，参与过两个古籍项目的编辑工作。虽然她比李商隐要“年轻”约1200岁，但她喜欢背诵李商隐的诗句，还会模仿他的风格写诗。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有一天午休，孙林再次被同事的鼾声吵醒后，想到了李商隐的这句诗。在她还是湖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时，老师就讲过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老师说，这是一种“微弱的萌动”。那一刻，在工位上醒来，孙林想到了：日子为什么又这么平淡地过了半天？她后知后觉这便是“微弱的萌动”，“是外界平静如冬日寂寥，一成不变，但你听到了内心企图生长的声音”。

今年22岁、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孙路遥，接触古籍已有15年。《论语》是她的“答案之书”，她说：“生活中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时，几乎只要随意翻开几页，就会发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已经在2000多年前给出了答案。”孙路遥找到了阅读古籍的乐趣：“对还很年轻的我们来说，阅读古籍，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无限的人与社会，看到与自己相匹配的生命价值观并尝试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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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7岁的戴启飞从初中接触《三国演义》开始，就一头闯入了有“建安风骨”的文人世界，尤其对曹植钦敬有加。为了深入了解这位被后人认为“多情”“任性”的公子，戴启飞迫切地想要阅读曹植的诗文集。当时，县里的新华书店里没有《曹植集》，店员辗转帮他订购到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他发现，曹植不但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才学，亦有“天性仁孝，发于自然”的性情，更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志向。

那是戴启飞第一次细读古籍原典，对曹植的热爱“始于作品，陷于人品”。现在，他是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2024年，为了给曹植“正名”，戴启飞在某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曹植的《七哀》有十六句版（《七哀》）、二十八句版（《怨诗行》）两种文本，学界一般认为十六句版为曹植原作。近年有西方汉学家主张二十八句版才是曹植原作，十六句版则是后世文人改编而成，因而出现了一种声音：曹植的五言诗大多是经过后世加工润色的，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需要重新审视。

作为曹植的忠实粉丝，戴启飞听不得关于曹植的“坏话”。但要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就要寻找新的证据，“关键证据就藏在作品中”。上大学后，经过系统的学习，戴启飞开始研究曹植诗赋用韵，长期下来有了音韵学的专业积累。通过考察梳理汉魏六朝诗赋用韵情况，他发现，二十八句版的增句“流止任东西”的韵脚“西”字，与前句“依”字押韵，但“西”直到东晋吴楚乐府民歌才开始与阴声韵相押，而在汉魏时期以前多与阳声韵相押，音近“鲜”。因此，二十八句版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东晋时期，显然不是曹植所作。

文章发表后，戴启飞激动地对朋友说：“我要把曹植送到他应得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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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书页纸张珍贵，许多文人借书来抄写学习。明代文学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提到“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对今天的古籍爱好者而言，抄书是深入学习古籍的途径，也是致敬古代文人的方式。王梓屹就是一名抄书者，他自幼练习书法，接触古籍后，一有空闲就抄书。

热爱古籍让王梓屹觉得生活很充实。早在高考前，他就确定了高考志愿填报的范围：汉语言文学或历史学的相关专业，倾向于古文字研究。他畅想未来做一名图书管理员，或是做一名研究古籍的学者。

对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访古”是他们的日常。

去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的查紫贤在日常出行时，不管去哪儿都会先去看看遗迹，找找当地的博物馆。查紫贤喜欢出土文献，他通过摹写出土竹简来辨认和学习字形，感受古文字的书写状态。在他身边，不少考古专业或古文字专业的同学，还会自己制作竹简：买来竹篾条，刷上胶矾水，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毛笔在上面抄写古文字，或是写上祝福语。在一些学术论坛或与其他同好交流的场合中，他们会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他人。

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大三的学生林儒煦自幼与古籍结缘。从他记事起，母亲便带着他到古书学习班学习，念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上小学后，他开始背诵“四书”。进入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和研读古籍后，他便尝试与古人“共情”，设想古人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些文字。“我并不把它们当作应该被奉为圭臬的存在。我觉得应该有更现代的态度，不要盲从，而是去芜存菁。”作为一名文科生，他坦言，“学习了本专业之后，我才发觉，大众认识到的中国古代文化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东西还有待发掘，而我们正是发掘这批‘隐藏财富’的人。我们对古人的认识越深刻，反思就会越多，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会更深，也会更自信。”

在专业学习中，林儒煦和同学们有一门叫“古籍的数字化整理”的必修课程，学习OCR（光学字符识别）、自动校准图像、识别重复段落等计算机功能的基本原理，并用大模型写代码实现前述功能。他表示，文科生学习计算机有些困难，但数字工具可以减少重复劳动，提高整理古籍的效率。他认为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学习文献学的黄金时代。

当前，一个由高校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创建的古籍App“识典古籍”，已完成万部古籍的数字化工程，所有资源均免费开放。作为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四部丛刊》精校项目审核团队成员之一，孙路遥参与了该App部分古籍上架审核工作。

在她看来，古籍数字化极大缩短了阅读者与研究者前期的工具性工作，让他们得以将时间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挖掘文本内涵、寻找结构性贯通的思想性工作。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戴纳　蒋肖斌

新媒体编辑：胡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