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上海提篮桥监狱里，范纪曼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临近行刑，他提出去厕所，看守没有阻拦，只淡淡说了一句：“早去早回。”这句话听着平常，却给了他一个判断：监狱的戒备，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严密了。
范纪曼没有立刻行动。他清楚，厕所外有竹篱笆，墙下连着排水沟，越过去便可能脱身，可一旦失手，等待他的不只是枪决。更要紧的是，地下党组织是否已经转移，上海城内还有多少同志处在危险之中。
他出生于1906年，四川梁山县人。家庭虽然谈不上富裕，但父亲读过书，家中有田地，原本希望他留在乡里谋一份安稳生活。范纪曼却没有把人生拴在几亩田上。1925年，他离开四川，进入武汉求学，后来又接触军事训练，开始走上另一条道路。
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武汉，革命气氛浓厚，学生组织、工人运动和军队中的进步力量彼此交织。范纪曼做过联络、宣传和情报工作，也曾随叶挺独立团参加战斗，在汀泗桥一带负伤。枪林弹雨中的经历，使他明白，地下工作并不比战场轻松，只是敌人往往看不见。
伤愈后，他奉命回到四川，在家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办农会，发动群众，还借助戏剧演出传播新思想。戏台搭在乡间，观众是农民，台上唱的是身边的不平事。这样的工作看似琐碎，却能让陌生的革命道理变得具体可感。
白色恐怖加剧后，范纪曼转赴重庆、北平等地。他一面读书，一面寻找组织，曾通过翻译国民党军政文件搜集情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学生抗日活动，担任学生抗日学联负责人，带队请愿时遭到军警殴打，还曾躲进宋庆龄住所。
这段经历也说明，地下党员的身份并非一开始就能被组织完全确认。1932年，范纪曼通过同学薛迅重新接上关系。为营救被捕的天津市委负责人曹策，他利用自己与黄埔系人员的旧日关系，替对方翻译外文材料，同时把其中有价值的内容转交组织。
这种做法危险极大。文件一旦被发现，翻译者和接收者都可能暴露。范纪曼却懂得，情报工作不能只靠胆量，还要有身份掩护、传递渠道和可供解释的表面关系。1933年，他再次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转入教书，并继续学习俄语。
抗战时期的上海，日伪、国民党和各类情报力量交错存在。范纪曼与刘逸樵保持合作，翻译日文资料，搜集日军及伪政权动向。1943年，国民党方面又找他处理情报材料，他采用“一份应付，一份上报”的办法，把敌方文件转化为组织所需的信息。
1945年以后，国共关系破裂，内战重新扩大。范纪曼使用“范行”等化名，伪造履历，进入国民党军政情报系统。由于熟悉军事、外语和情报整理，他的职位不断上升，后来进入较高层级，能够接触到军队部署、作战命令及重要人事信息。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前后，许多关键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关于部队驻防、作战调整以及长江防线的材料，经过整理后传递给解放区。地下情报的价值，不在于一份文件多么惊险，而在于它能否改变判断，避免部队误入险境。
上海局势崩溃后，毛人凤系统加紧搜捕。范纪曼的联络人沈寒涛经不起审讯，供出了相关线索。1949年3月下旬，范纪曼被捕并关入提篮桥监狱。面对审讯，他始终以国民党军官身份自居，拒绝承认地下党员身份。
审讯人员曾以高官厚禄诱降，他没有答应。随着败局逼近，国民党当局已无意继续细查情报网络，判决很快下来。范纪曼被判死刑，行刑日期也随之确定。可监狱内部早已人心浮动，看守担心的是上海失守后自己的出路，警戒出现了漏洞。
他把木板藏在牢房附近，反复观察厕所一带的地形。那句“早去早回”，既可能是看守的暗示，也可能只是随口一说。范纪曼必须自己作出判断。越狱前，他还设法把危险信号传给外界，提醒仍在上海活动的同志尽快转移。
这次脱险并非传奇故事里的偶然巧合，而是长期地下工作积累出的谨慎。对地形的记忆、对看守心理的判断、与外界联络的安排，缺一环都可能失败。对于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人来说，厕所并不是普通地点，而是仅剩的一道缝隙。
上海解放后，范纪曼继续从事情报整理和文教工作，后来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潘汉年案发生后，他受到牵连，长期蒙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关问题得到复查，他恢复名誉。晚年生活简朴，藏书中保留着俄语、日语资料，1990年12月6日病逝，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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