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万到一千四百七十万：中国疆域是怎么“长”出来的？

引言：一个被忽略的底层规律

讲到中国疆域，大多数人脑子里是一条简单的线：秦朝统一，汉唐盛世，元朝最大，清朝定型。

但如果只按这条线去写，写出来的东西跟教科书目录没什么区别，没人愿意读。

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哪个朝代打了多少地”，而是：为什么中国疆域能从小小的黄河中下游，一步步长成今天的样子？为什么有些地方丢了就再也收不回来，有些地方丢了却能拿回来？

这背后有一个很少被自媒体讲透的逻辑——400毫米等降雨线。

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的研究指出，清以前各个王朝的疆域伸缩，始终没有离开这条农牧交错地带。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所经之处，既是疆域扩张的起点，也是内缩的终点。

说白了，种地的和放牧的，在一条看不见的气候边界上拉锯了两千年。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时，军队越过这条线，把草原纳入版图；国力衰退时，又退回到这条线以内。

而真正突破这条线的，是清朝。康雍乾三朝对西北的军事成功，才“使农耕区以外的草原、森林、沙漠被稳定地纳入中央政权管辖范围之内”。

这篇文章，就用这个逻辑，把中国疆域的扩张史从头到尾讲一遍。每一次开疆，谁打的，打了多少，后来丢了没有，收回来没有，全部说清楚。

中国地图

一、先秦：五十万平方公里的起点

中国最早的“疆土”有多大？

夏朝的核心区域在豫西嵩山附近的伊洛河流域，加上黄河北岸的古济水流域，晋西南也是重要统治区，总面积大约五十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的面积。但夏朝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国家”，它更像一个部落联盟的共主，对周边的影响力远大于实际控制力。

商朝稍微大了一些。武丁时期，商朝疆域北面扩展到了易水（今河北境内），南抵淮河，西至太行、伏牛山脉，东至大海。武丁以后，东北可能到达辽宁，西北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面积约一百万平方公里。

西周更大，极盛时东北到达黑龙江地区，东南至江苏无锡，面积约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周穆王甚至曾攻入青海与新疆昆仑山地区。但要注意，西周对边远地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式，即分封诸侯去镇守，而非直接管辖。

这个阶段的疆域观念跟后世完全不同。天下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听起来霸气，实际上周天子对“王土”的控制力，出了王畿就大打折扣。

历代版图

二、秦朝：南北并进，奠定“内地十八省”的基本规模

真正把“疆域”变成“领土”的，是秦始皇。而秦朝的扩张，是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推进的——北击匈奴，南征百越。

这两场战争几乎同时进行，共同塑造了秦朝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

北击匈奴：蒙恬与“新秦中”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清楚：

“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这里的“河南地”不是今天的河南省，而是黄河“几”字形弯曲以南的河套地区。

蒙恬的战术很有章法——主力从上郡（今陕西绥德）进入河套北部，同时派一部分兵力从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出萧关（今宁夏固原），进入河套南部，对匈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这一仗打下来，秦朝夺得了“肥饶之地七百里”，号“新秦中”。

河套平原是黄河冲积形成的沃土，水草丰美，对以农耕立国的秦朝来说，这是极具战略价值的土地。

蒙恬随后在阴山之下设九原郡，建四十四县，把原来匈奴的南境正式纳入秦朝的有效统治范围。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总结蒙恬的功绩：

“（蒙恬）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

蒙恬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将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连为一体，“东西数千里”。

这条长城，基本上就是沿着农牧交错带修建的——它既是军事防线，也是两种文明形态的分界线。

蒙恬

南征百越：屠睢的五十万大军与灵渠的开凿

秦始皇的目光几乎同时转向了岭南。

征百越的动机是多重的：灭楚战争的延续（王翦灭楚后“因南征百越之君”）、对南方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物产的渴求、以及打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战略通道。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

《淮南子·人间训》详细记载了五路军的部署：

“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翻译过来：一路驻守今湖南靖州一带的镡城岭，一路扼守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南），一路直插番禺（今广州），一路守南野（今江西南康）边界，一路集结于余干之水（今江西余干一带）。五路大军从湘、赣、粤、桂多个方向压向岭南。

但战争打得极其艰难。百越人熟悉地形，深藏于深山密林之中，“来去飘忽，时而杀伤秦军”，秦军“苦战三年，仍一无所获”。

为了解决粮草运输问题，秦始皇命监禄（史禄）在广西兴安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使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秦军得以顺水路深入岭南腹地。

灵渠修通后，秦军攻势本已好转。然而，“秦军大营却突遭越人袭击，屠睢被杀，几十万官兵损伤过半”。百越人的反击极为凶悍。

《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越人的战术：

“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西瓯君译吁宋战死，但越人退入丛林，推举桀骏为首领，夜间突袭秦军，秦军大败。有记载称此役秦军“伤亡数十万”，屠睢本人也死在了岭南。

屠睢

任嚣、赵佗平定岭南，设三郡

屠睢死后，秦始皇没有放弃。公元前214年，他派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三十万援军再次南下。

这一次秦军改变了战术。任嚣和赵佗“在今天广西兴安县境内，修筑了留存至今的秦城”，采取“稳收稳打”的策略，不再急于冒进，同时辅以怀柔、安抚的政策。

军事压力与政治招抚双管齐下，百越各部逐渐瓦解。公元前214年，“越人走出深山密林、江河湖汊，宣布归顺秦王朝的统治”。

岭南平定后，秦朝在此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

这三郡的管辖范围覆盖了今天的广东、广西大部以及越南北部部分地区。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桂林郡大致在今广西桂林、柳州一带，象郡则延伸到今广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派赵佗进攻瓯骆地区（今越南北部一带），进一步巩固了对岭南最南端的控制。

赵佗

秦朝全盛疆域

把北击匈奴和南征百越合在一起看，秦朝全盛时的疆域图景才完整：北至阴山，南至岭南及南海之滨，东起辽东，西抵高原。面积约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首次奠定了中原王朝“内地十八省”的基本规模。

但这两次扩张的代价截然不同。北击匈奴，秦朝获得了河套的“肥饶之地”和阴山防线；南征百越，秦朝付出了屠睢战死、数十万伤亡的惨重代价。

丢失与收回：岭南的短暂统治与汉武帝的重新统一

岭南纳入版图后，秦朝在这里的统治并不稳固。秦始皇向岭南大规模移民，“以谪徙民，与越杂处”。

这些移民主要是“尝逋亡人、赘婿、贾人”——逃亡者、入赘女婿和商人，本质上带有流放性质。

秦末天下大乱，岭南与中原的联系被切断。南海郡尉任嚣病重时，召龙川令赵佗密谈。《史记·南越列传》记录了任嚣的遗言：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任嚣死后，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随即“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秦朝灭亡后，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了南越国，割据岭南近百年。

岭南丢了。 从公元前214年设三郡，到秦亡后赵佗割据，秦朝对岭南的直接统治只维持了大约七八年。

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再次平定南越，将岭南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尽管秦朝的统治短暂，但征百越对中国疆域史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一次将岭南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建制，使中原王朝的文化影响第一次正式跨越南岭，对珠江流域实现了行政控制。

灵渠的开凿改变了中国南方的交通格局，在此后两千多年里一直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

而秦朝向岭南的移民虽然带有强制性质，客观上却开启了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后来赵佗建立南越国，其政权机构“多与中央王朝一致”，正是这种融合的延续。

这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疆域的“开拓”和“守住”是两回事。 秦朝有能力用五十万大军打开岭南的大门，却没有时间和制度去真正消化这片土地。

真正把岭南稳固地纳入中华版图的，是此后一百多年的汉朝经营，以及无数“与越杂处”的移民和戍卒。

秦朝版图

三、汉朝：从“和亲”到“虽远必诛”

汉朝的疆域开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式扩张”。

之前的朝代扩张，本质上是把周边的农耕区一口一口吞下来；汉朝则不同，它开始向非农耕区进军，这就触及到农牧交错带的边界问题了。

卫青：收复河套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公元前127年，他派车骑将军卫青和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沿黄河北岸西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以南的匈奴军进行大包围。

这一仗，汉朝“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注意——汉朝收复的，正是蒙恬当年打下的“新秦中”。丢了八十多年的土地，终于回来了。

卫青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

真正改变中国疆域格局的，是霍去病。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深入匈奴境千余里。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越过居延海，攻至祁连山，大破匈奴，俘虏三万余人。

这场战役的后续影响极大。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朝把降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

随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从此，“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河西走廊被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彻底打开。

漠北决战：封狼居胥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调发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向漠北进军。这是汉朝反击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卫青率西路军从定襄越大漠，北进千余里，击灭匈奴单于的军队。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出兵，深入两千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封禅狼居胥山姑衍山，临翰海而还”。

此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原王朝的军队深入到蒙古高原腹地。

霍去病

郑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军事胜利只是第一步，真正让西域“入版图”的，是行政建制。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汉书·郑吉传》记载了汉宣帝的诏书：

“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

从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到王莽时期的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先后任职者十八人，历时八十多年。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正式将包括今北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列入了汉朝版图。

汉武帝平定南越：岭南的重新收回

秦末丢失的岭南，在汉武帝手中重新收回。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杀死南越王赵兴和汉朝使者。

汉武帝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

公元前111年，汉军攻破番禺，南越国灭亡。

汉武帝在南越故地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岭南和海南岛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延伸到今越南北部，汉朝对岭南的控制比秦朝更加深入和稳固。

郑吉

三国吴国：卫温、诸葛直首航夷洲

在中原王朝的视野里，台湾（当时称“夷洲”）很早就进入了版图意识的边缘。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做出了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决定。

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这是中国正史中关于大陆与台湾海上通航的最早官方记载。卫温、诸葛直率三十余艘舰船、一万余名军士从章安（今浙江台州椒江）启程，到达夷洲（今台湾）。

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详细记载了夷洲的方位、地理和民情风俗，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台湾最早的文字记述。

不过，这次远征的性质是军事探索，而非行政管辖。吴军“得夷洲数千人还”后，卫温和诸葛直因“无功”被孙权诛杀。

台湾并未因此纳入吴国的行政体系，但这次行动开启了中原王朝对台湾的官方探索。

西汉版图

四、隋唐：最远打到葱岭以西

隋炀帝三赴流求

隋朝时，台湾被称为“流求”。隋炀帝对台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先后三次派人前往。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一同前往，“到了流求，因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

次年，再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仍不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还”。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派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万余人从广东潮州出发，对台湾进行东征。

据《隋书》记载，陈棱的舰队从浙东沿海出发，先到闽粤交界处的义安郡（今广东潮州），然后“顺南风到台湾北部的流求国”。

隋朝的三次行动，本质上是对台湾的军事侦察和招抚尝试，并未建立长期的行政机构。

但陈棱此次远征带回了大量关于台湾社会状况的一手信息，使大陆对台湾的认知进一步深化。

此后，大陆沿海居民开始迁居澎湖。

隋朝版图

苏定方：灭西突厥，唐地极西海

唐高宗时期，苏定方率军大破西突厥贺鲁。《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皆隶安西都护府。”

这一仗打下来，“唐地遂极西海”。西海就是咸海。

唐朝的军事力量一度到达了中亚的咸海附近，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向西扩张的最远点之一。

高仙芝：翻越葱岭，平定小勃律

唐玄宗时期，高仙芝率军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平定小勃律。

公元747年，高仙芝率一万余骑，从拨换、疏勒出发，入葱岭，涉播密川，至特勒满川，然后分兵三路，齐赴吐蕃重镇连云堡。

高仙芝的军队翻越了海拔数千米的帕米尔高原，这在冷兵器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军事行动。

唐军破连云堡后，“乘胜前进翻越坦驹岭，过阿弩越城”，然后诱斩亲附吐蕃的小勃律首领五六人，“砍断吐蕃进入小勃律要道的藤桥”——这座藤桥吐蕃费时一年才修成，被砍断后，“待吐蕃援兵赶到只有望桥兴叹”。

收复小勃律后，唐玄宗“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正式由唐朝派兵镇戍。

到天宝十二载（753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再次出兵，讨伐大勃律国，唐军又一次取得胜利，受降而还。

“至此唐朝控制了大小勃律地区，在与吐蕃争夺大小勃律的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唐朝对葱岭地区的经营也达到了顶点”。

高仙芝

薛仁贵：安东都护府，经略东北

在东北方向，唐高宗时期，唐朝与新罗联军灭亡高句丽。

公元668年，设置安东都护府，初治平壤城，“统辖高句丽故地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首任都护薛仁贵率兵两万镇守。

《旧唐书》卷三十九有明确记载：

“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

安东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包括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和吉林部分地区。后来安东都护府治所多次迁移，从平壤退到辽东，又退到新城（今辽宁抚顺），反映出唐朝在东北的控制力逐渐收缩。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急剧衰退。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到公元790年前后，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彻底中断。

唐朝在西域的经略，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最终随着帝国的衰落而终结。

唐朝版图

五、元朝：第一次把西藏和台湾同时纳入行政管辖

元朝是中国疆域史上的一次飞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大蒙古国，最大时疆域横跨欧亚，达到约三千万平方公里。

但这个数字包含了四大汗国，元朝直接管辖的区域是中书省和岭北、辽阳等十个行省，加上吐蕃三道。

忽必烈：统一云南，纳入西藏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

第一，南征大理。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灭大理国，结束了云南地区数百年的地方割据状态，将云南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

第二，将西藏纳入版图。 这是元朝对中国疆域最大的贡献。据《元史》记载，元朝在将整个吐蕃地区纳入统治之后，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的政策，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

宣政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西藏从元朝开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这一点在学术界没有争议。

从13世纪中叶至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忽必烈

澎湖巡检司：台湾行政管辖的正式开端

元朝对台湾的经略，最重要的举措是设立澎湖巡检司。

南宋时期，澎湖已有汉人聚居。十二世纪中叶，南宋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明确记载：“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

元朝建立后，在澎湖的行政建制进一步正规化。公元1335年（后至元元年），元朝政府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

巡检司“征收赋税，管理民政”，晋江人陈信惠曾任职澎湖巡检司。

元代地理学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录了澎湖的情况，指出澎湖“辖于泉州晋江县内”，并记载元朝在澎湖“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

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是中国在台湾地区设立专门政权机构的开始。尽管巡检司设在澎湖而非台湾本岛，但其管辖范围明确包括台湾民政，这是中央王朝对台湾地区实施行政管辖的制度化起点。

清代所修的《台湾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元之末，于澎湖设巡检司以隶同安，中国之建置于是始”。

元朝还开创了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承认当地首领的世袭权力，但要求他们向中央王朝纳贡、服从调遣。

这是一种务实的边疆治理方式——在交通和通讯极其落后的古代，直接派遣官员去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本高、效果差，不如用当地人管当地人。

元朝版图

六、明朝：奴儿干都司与东北经略

明朝的疆域比元朝收缩了不少，但在东北方向却有重要的开拓。

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口特林设置奴儿干都司，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

奴儿干都司的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下设三百八十一个卫所。

明朝对奴儿干都司的经营，主要通过派遣内臣巡视来实现。永乐年间，亦失哈先后九次巡视奴儿干，每次巡视规模都很大，最多时达到三千人。

亦失哈的巡视目的是“招抚各少数民族和兴立卫所”，通过册封当地首领为卫所官员，实现对东北地区的间接管辖。

在西藏方向，明朝设置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和朵甘都指挥使司等机构。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方式与元朝不同——元朝通过宣政院直接管理，明朝则采取“多封众建”的策略，册封西藏八大法王，通过宗教领袖来间接管理西藏。

在台湾方向，明朝于16世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澎湖巡检司，并为防御外敌侵犯，筑城及增兵澎湖。

明末，福建官府和郑芝龙集团大规模组织移民赴台垦殖。17世纪末，大陆沿海赴台开拓者超过10万人。

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远不如后来的清朝。奴儿干都司是一个非常驻机构，宣宗即位后逐渐废弃。到万历年间，明朝对黑龙江流域的控制基本名存实亡。

明朝版图

七、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

清朝是中国疆域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今天中国的版图，直接继承自清朝。

清朝入关时，接手的明朝疆域约六百万平方公里。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疆域面积达到约一千四百七十万平方公里。

康熙：三征准噶尔，统一蒙古

康熙年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鲸吞喀尔喀蒙古，率大军进入内蒙。

康熙三次亲征，开始了平准战役。康熙不避寒暑艰辛，“亲莅穷边、三勤薄伐”。

康熙的平准战役，不仅击退了噶尔丹的进攻，还将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纳入了清朝版图。

同时，康熙派兵进藏，驱逐了准噶尔在西藏的势力，为清朝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

雍正时期，平定青海罗布藏丹增叛乱，设置驻藏大臣，青藏地区正式成为清朝地方行政范围。

驻藏大臣制度是清朝治理西藏的核心制度之一。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

后来乾隆时期又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金瓶掣签来确定，由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掣。

这一制度确保了西藏政教首领的转世认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康熙

施琅统一台湾与台湾府的设立

清朝对台湾的正式统一，发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此前，1661年，郑成功率部进军台湾，次年驱逐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郑成功因这一历史功绩，被誉为民族英雄，亦在台湾被誉为“开台圣王”。

郑成功收复台湾并建立政权四个月后病逝，其子郑经接续经营台湾至1681年去世。

1683年，康熙帝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攻取台湾，迫使郑经之子郑克塽投降，收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施琅在平台之后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力主保留台湾，认为台湾“物资丰厚，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在打击沿海盗贼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福建省建制内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

在澎湖设巡检司，台澎纳入福建省管辖，“自此在防御上与福建连成一气，闽台实现军政、海防一体化”。

清政府还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台湾府的设立，是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关键一步。

此前元朝的澎湖巡检司虽然管辖台湾民政，但巡检司级别低、管辖范围有限；而台湾府是正式的府级行政建制，标志着中央王朝对台湾实施了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

台湾设府后，开发进入新时期。至1811年，台湾人口达190余万。

1885年，清政府进一步改设台湾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建造铁路，购买轮船、军舰，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设立邮电局、机器局等，“把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

施琅

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

乾隆时期，清朝的疆域扩张达到了顶峰。

乾隆在康熙、雍正奠定的基础上，“彻底平定了新疆地区准噶尔部、回部的地方割据势力，结束了新疆长期动乱的局面”。

从康熙二十七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688年—1758年），清朝历经七十年的战争，终于灭掉了准噶尔汗国。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驻兵惠远城，总统南北疆事务”。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统管全疆的军事、行政和民政事务。

清朝突破农牧交错带的意义：如前所述，清以前各个王朝的疆域伸缩，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带。

而清朝对西北军事的成功，第一次将草原、沙漠和绿洲稳定地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治理能力的飞跃——清朝通过盟旗制度、军府制度、驻藏大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

清朝版图

八、丢失与收回：近代的屈辱与抗争

清朝鼎盛时期的一千四百七十万平方公里，到清末已经大幅缩水。列强的侵略，让中国丢失了大片领土。

沙俄：割占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沙俄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1858年至1864年，沙俄利用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这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15%。

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伊犁

1864年后，中国新疆局势混乱。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入侵新疆，占领南疆大部和北疆一部分。

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的名义，侵占了伊犁所在的伊犁平原和伊犁河上游谷地。

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军西征。从1876年到1878年初，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阿古柏侵略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各地。

但沙俄仍然拖延交还伊犁。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崇厚擅自签订了割地丧权的《里瓦几亚条约》。

左宗棠愤然指出：“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他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改派曾纪泽出使沙俄改订条约。同时，左宗棠“带着棺材来到新疆哈密，表示为国捐躯的决心”。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权，但西北大片领土被沙俄割占。

左宗棠

台湾的割让与光复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

消息传出，全国掀起“反割台”爱国救亡运动，台湾军民奋勇自救，抗击日本侵占，坚持战斗五个多月，使日本侵略者付出惨重代价。

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

中国受降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台湾光复，回归中国。

为什么有些地丢了能收回来，有些地丢了就再也收不回来？ 这里面的差别，本质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地区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战略价值，二是中国国力的恢复程度。

伊犁和台湾能够收回，是因为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形成了合力。而外东北和外西北的大片领土，由于沙俄在当地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加上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始终未能收回。

民国

九、总结：疆域扩张的深层规律

回过头来看，中国疆域从五十万平方公里扩展到一千四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耕区的整合（先秦到秦汉）。 从夏商周的黄河中下游核心区，到秦朝统一六国、蒙恬北击匈奴、屠睢南征百越，中原王朝完成了农耕区内部的整合。

秦朝南北并进，第一次将河套和岭南同时纳入版图。汉朝进一步打通河西走廊、设立西域都护府、平定南越，第一次将触角伸向非农耕区。

第二阶段：行政管辖的深化与农牧交错带上的拉锯（汉唐到宋明）。 中原王朝的军队一次次越过农牧交错带，又一次次退回来。

唐朝的安西都护府、明朝的奴儿干都司，都是这种拉锯的产物。但在这个阶段，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线索在悄然推进——东南海疆的行政化。

三国时期卫温、诸葛直首航夷洲，隋朝陈棱远征流求，南宋将澎湖划归晋江县管辖，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民政，明朝恢复澎湖巡检司并组织大规模移民赴台。这条线索的终点，就是1684年清朝设立台湾府——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第三阶段：突破农牧交错带（清朝）。 康雍乾三朝对西北的军事成功，加上盟旗制度、军府制度、驻藏大臣制度、台湾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终于将草原、沙漠、绿洲和台湾岛稳定地纳入了中央政权管辖。这才是今天中国版图的真正来源。

中国疆域的扩张，不是一条简单的“越大越好”的上升曲线，而是在地理约束、国力盛衰和制度创新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步步走出来的。

每一次扩张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蒙恬筑长城“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屠睢征百越“伏尸流血数十万”，自己也没能活着回来；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施琅统一台湾前，郑氏家族在台湾经营了二十二年。

但没有这些代价，就没有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从河套到河西走廊，从岭南到西域，从西藏到台湾，每一寸土地的纳入，都经历了“军事开拓→行政建制→文化融合”的三步曲。

而台湾的纳入过程尤为典型：从三国时期的首次官方探索，到隋朝的军事侦察，再到元朝澎湖巡检司的制度化管辖，最终在清朝以台湾府的设立完成了正式入版。

这条路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疆域不是打下来就算数的，真正的“入版”，是行政建制、移民开发和制度融合共同完成的。

读懂这条线，也就读懂了“何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