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为何一半时间不在军队，还曾五次提出辞职？

1938年8月，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得知部队发生人员携枪出逃，却是军部最后才获悉的人。事情本身并不算新四军面临的最大危机，真正刺痛他的，是军长竟然被排除在重要信息之外。

叶挺当即向中共长江局提出辞职。有人劝他：“军长不能只看一时得失，部队离不开你。”叶挺却回答：“我连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及时知道，还怎么负全军的责任？”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情绪发作，而是叶挺在新四军任职期间反复陷入的困境：名义上是军长，实际上却同时受到国民党和新四军内部双重限制。

叶挺与共产党有过深厚渊源。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广州起义中，他又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他赴苏联接受批评，后来因受到不公正指责而离开组织，长期漂泊海外。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需要统一改编。国民党不愿接受共产党直接推荐的军长，共产党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安排的人选。周恩来提出叶挺，恰好成了双方都能暂时接受的人物。

1937年11月21日，叶挺与叶剑英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讨论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干部安排。蒋介石表面谈抗战，实际却不断设置条件，还暗示叶挺：“你不是共产党，往后要多加小心。”

叶挺没有在身份问题上纠缠，而是抓住军队能否生存的关键，说道：“没有军费，部队怎么改编？这个军长还怎么当？如果什么都不给，我就辞职。”

这是他的第一次辞职，也是一次谈判策略。蒋介石不愿失去叶挺这个可以沟通国共双方的人，便让他转与陈诚商议。经过交涉，叶挺暂时留任，新四军也得以继续筹建。

军长的尴尬，很快显现出来。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活动区域、部队番号和经费都受到限制；在军内，叶挺又不是中共党员，无法参加党委会议。军队实行党指挥枪，军长却不能了解党内核心决策，这种安排本身就充满矛盾。

因此，1938年8月的辞职并非单纯赌气。叶挺觉得自己既要承担责任，又没有相应的知情权和决定权。10月，他离开军部前往广东、澳门一带。周恩来得知后，专门做工作，并批评军部有关人员处理失当。1939年2月，叶挺返回新四军。

第二次离开，发生在1939年末。那时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六支队的编制和经费都很紧张，叶挺前往重庆，希望从国民政府方面争取正式番号与补给。蒋介石仍旧绕开军事问题，劝他加入国民党，并表示只要改变身份，编制和经费都好解决。

叶挺没有接受。恰在此时，他的弟弟、军需处长叶辅平押运军需物资途中遇难。叶挺以料理后事为由提出辞职，随后前往澳门。这次离开持续半年多，背后既有亲人去世的打击，也有无法完成军长职责的压力。

他曾向身边人表达过类似的苦闷：“我现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事情很多，却没有办法处理，担子太重了。”

1940年5月，蒋介石甚至放话，既然叶挺不再任职，国民政府就要另派人接管新四军。中共中央不愿让局面失控，一面劝叶挺前往重庆，一面继续交涉。后来，第六支队获得正式番号，军费也有所增加，叶挺才于同年8月回到云岭。

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消失。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把主要防范对象转向共产党。1940年11月，国民党强令新四军北移，叶挺前往第三战区交涉，希望获得弹药补充，并争取一条相对安全的行动路线。

顾祝同、上官云相都是叶挺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可同窗关系在现实利益面前并没有发挥作用。对方迟迟不作明确答复，既不给足补给，也不把北移路线说清楚。叶挺第四次提出辞职，以此表示抗议。

12月1日，顾祝同发电挽留，表示有关问题可以继续协商，叶挺才没有真正离开。此时的辞职，仍带有“以退为进”的意味，却也说明新四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

12月26日，中共中央向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发出严厉电报，要求说明部队北移迟缓的原因。项英一度犹豫要不要让叶挺看，因为他是党外人士；但叶挺毕竟是军长，部队转移又不可能完全绕开他。

12月29日，叶挺看到电报后第五次提出辞职。他对项英说，自己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是觉得已经无力承担全军责任。项英则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并非不信任他，只是党内事务有相应程序。谈了一个上午，叶挺打消了辞职念头。

这次挽留只维持了很短时间。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遭到围攻，叶挺被扣押。此后数年，他身陷囹圄，军长职务也随之终结。

从1938年到1941年，叶挺实际主持新四军的时间并不完整。第一次离开约四个月，第二次离开超过半年，前后加在一起接近一年半。所谓“一半时间不在军队”，并不是他贪恋安逸，而是身份、权力、经费和国共关系交织后形成的特殊结果。

1946年3月，叶挺获释后申请恢复中共党员身份，得到批准。4月8日，他乘机返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叶挺与王若飞、邓发等人遇难。距离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已经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