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队伍中的八大战将，这八位将领究竟都是谁？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队伍离开根据地时，许多将领已经不是单纯的战场指挥员，他们既要带兵突围，也要处理粮食、情报、地方武装和群众动员。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名将，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里被筛选出来的。

所谓“八大战将”，并不是当时正式颁布的排名，而是后人对红军重要军事骨干的一种概括。若从独当一面、创建根据地、指挥主力部队以及对人民军队后来的影响来看，以下八人确实很有代表性。

林彪的特点，是善于在复杂战场上寻找突破口。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他逐渐成长为红军的重要指挥员。1932年，林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赣南、闽西以及中央苏区历次作战。红一军团机动作战能力较强，几次关键战斗中，林彪都表现出对战场节奏的敏锐判断。

与林彪相比，彭德怀更突出的一面，是敢打硬仗。1928年平江起义后，他率部进入井冈山，后来担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面对装备和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彭德怀往往选择正面顶住压力，再寻找反击机会。中央苏区的多次保卫战中，红三军团都是重要力量。

长征队伍中，还有一位被称为“铁流后卫”的将领，他就是董振堂。董振堂原为国民党军将领，1931年率部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此后，他担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负责掩护主力转移。1936年西路军西渡黄河后，部队陷入极其困难的局面，董振堂于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

徐海东的作战风格十分鲜明，敢于穿插，也重视保存有生力量。他长期活动于鄂豫皖地区，参与创建和发展红二十五军。1934年，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成为较早抵达陕北的红军部队之一。徐海东不仅能打突击战，也能在兵力有限的条件下维持部队战斗力，这一点相当难得。

陕北根据地的形成，则离不开刘志丹等人的长期经营。刘志丹并非只会带兵冲锋，他十分重视地方工作，善于把游击武装、群众组织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1935年，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作战中牺牲，年仅33岁。

贺龙的革命经历，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南昌起义时，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起义失败后，转入湘鄂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领导红二军、红二军团，后来担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坚持，与贺龙善于发动群众、组织部队密切相关。

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军事指挥员，是徐向前。1931年前后，他在鄂豫皖苏区担任重要职务，后来率部转战川陕，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指挥作战有一个突出特点：重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四方面军以较少兵力牵制和打击川军，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典战例。

还有一位不能被忽略的将领，是段德昌。他长期活动在洪湖地区，是红军游击战争的重要实践者和组织者。敌强我弱时，他主张避免硬拼，强调灵活转移、伺机歼敌，后来概括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打”。1933年，段德昌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杀害，时年29岁。1952年，毛泽东签发了编号为第一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持证人为段德昌的母亲。

这八个人的经历并不相同：有人从旧军队中起义，有人从地方游击队起步，有人擅长大兵团作战，也有人专长根据地经营。他们共同面对的，却是兵少、枪少、粮食不足和敌强我弱的现实。红军能够在夹缝中生存并发展，靠的不是某一场战斗的偶然胜利，而是这些将领在一次次败仗、突围和重建中形成的指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