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一位30岁的中国AI研究者，化名“Joy”，拿到了德国一所理工大学的博士后职位，却在等了七个多月后，收到一封拒签信。信里写着一个德语词，Ausweisungsinteresse，意思是拒绝其入境符合“公共利益”。
信中援引《德国居留法》第53条，称对于涉及“学习、研究及类似工作”的申请，要特别注意在德国获得的知识可能被滥用，损害受保护的法益或德国的其他重大利益。
但信里没有说明，是他研究的哪个方面、个人背景，还是申请材料构成了安全风险，而他也说，等待期间德国有关部门从未就他的研究、教育或工作经历联系过他。
数字背后：每年数百份拒签
Joy并不是个例。据《南德意志报》、北德广播公司和西德广播公司的联合调查，仅2025年，德国外交部就拒绝了约200份来自中国博士后等青年科研人员的签证申请，被拒的中国普通留学生也大致是这个数量。
调查称，没有其他来源国的申请者，会在这个量级上被拒绝。
但同一时期，德国也向约2100名中国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约8800名中国学生发放了学术居留签证。这说明，绝大多数申请依然获批，德国仍是中国学者的重要目的地。
德国外交部没有评论各国的拒签率，理由是“保护国际关系”，并强调每一项决定都是个案。
换句话说，拒签只是少数，但因为集中在特定的人群和领域，它的影响被放大了。
被卡得最多的是哪些专业
调查发现，中国博士后到德国的人数在近几年几乎翻了一番。他们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中国最新五年规划认为对未来重要、且尚有差距的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航空航天、自动化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量子研究、精密机械，以及任何形式的军事技术，签证申请在这些领域被拒绝得最多。
据调查，如今让联邦宪法保卫局等安全部门参与审查中国申请人，已成为标准做法。原因之一，是中国自2017年起施行的《国家情报法》，其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情报机构。
据称，德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战略性、整体性”的做法，目标是2049年实现“全球技术领先”，获取技术和知识不仅通过情报网络，也通过科研合作。
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塞伦（Sinan Selen）去年底在联邦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在敏感研究人员的审查方面存在“优化空间”，此前防御措施不足，并预计相关风险将明显上升。
两种声音：安全与开放的拉扯
德国的逻辑很直接：科研成果可能被用于军事或情报目的，为了避免技术外流，需要在源头把关。德国政府正在推进一个“研究安全平台”，今年秋天启动，类似的机构在荷兰和英国已经存在。
在默茨总理领导下的德国，正试图在保住重要的对华商业联系的同时，保护敏感技术，这就是所谓的“去风险”。
但从被拒的申请者角度看，问题在于缺乏透明度：决定往往没有具体理由，申请者难以申诉，也无从判断自己“错”在哪里。这可能让一些优秀的年轻研究者转向其他国家。
学术界一直强调，开放的科研合作是科学进步的基础，而过于宽泛的安全审查，可能伤及无辜，也削弱德国自身大学的吸引力。
所以，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划定“合理的安全边界”：既不能天真，也不能把一整个群体都当作风险。
接下来要看什么
首先，德国如何执行新的研究安全机制，审查标准是否更透明、更具体。其次，被拒者是否有更清晰的救济渠道。
另外，据报道，美国、英国此前也曾收紧对中国科研人员的签证，德国的做法，也可能被视为一种跟进。
对中国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德国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但门槛正在变高、变得更不确定。对德国的大学来说，如何在安全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也是一道现实的考题。
Joy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关注，不在于它有多特殊，而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正在成为常态的“沉默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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