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与一个女人同居过，五年后再见面，直接把我整愣在原地。

五年后再见到她，我才明白当年那场分手，压根儿不是我所以为的“缘分到了头”。有些真相就像埋在墙里的水管，表面看不出来，等哪天凿开了，才发现里头早就锈迹斑斑。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家里厨房的水龙头用了快八年，最近夜里老滴水，滴答滴答的，一晚上能接小半盆。我寻思着找个师傅来换，一问上门费八十，心疼得直咧嘴，干脆下了班自己骑电动车去城西装饰城买一个。到那儿的时候快六点了，好几家铺子都在收摊，卷帘门哗啦啦往下落，那声音像一排铁嘴巴齐刷刷合上。

我在最里头一家五金店挑了个龙头，老板拿旧报纸裹了裹塞进黑塑料袋。拎着往外走，路过一家卖瓷砖的，门只拉了一半，里头灯还亮堂堂的。一个女的蹲在地上点货，拿笔在纸上勾勾画画。灰色短袖，头发随便扎着，低头时后脖子露出一小片，灯光打上去白得晃眼。我本来都走过去了，脚底下不知咋的又退回来。她站起来那一下，手撑着膝盖，动作有点缓，侧过脸的时候灯光正好照上来。

是她。

我整个人像被谁点了穴，站在那儿动不了。手里的塑料袋攥得死紧，龙头的棱角硌得手指头疼。她还没瞧见我，转过身把纸贴墙上又勾了一下，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她一回头，目光扫到门口，定住了。

我们隔着一道半拉的卷帘门对看了两三秒。她手里的笔还举在半空，笔尖悬着。她瘦了，颧骨比以前显，眼窝也深了些，可眉毛还是那个样子，浓，眉尾微微往上挑。当年我拿眉笔给她画过一次，画得跟蜡笔小新似的，她笑了足足五分钟。

她弯腰钻出来，站到我面前。比我矮半个头，仰着脸看我，嘴唇动了动。

“你妈找过我。”

就这五个字。声音轻得像一片纸落地，可我耳朵里像炸了个响雷，脑子嗡地一下，张着嘴一个字也蹦不出来。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跟个木头桩子似的，低头瞅了一眼我手里的塑料袋，看见报纸包着的水龙头形状，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

“过得还行？”她问。

“凑合。”我总算找着了自己的声音，嗓子眼干得冒烟，“你呢？”

“老样子。”她把笔在指头上转了一圈，别到耳朵上，“我姐的店，我帮她看几天。”

我“哦”了一声。头顶那根日光灯管一闪一闪的，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旁边有人推着手推车过去，轮子碾在水泥地上吱呀吱呀响。那人瞟了我们一眼，推着车走了。

“你妈找过我。”她又说了一遍。这回语气更平了，像在说一件早就嚼碎了咽下去的事。

“啥时候？”

“咱俩分开两个多月吧。她打到店里来的，那会儿我还在城南美容院上班。也不知道她打哪儿找的号码。”

我听着，脑子里像有台生锈的机器在咔咔转，费劲巴拉地启动。

“她说我配不上你。说你家就你一个儿子，你爸身体不好，你以后得顾家，拖着我这么个没学历没背景的，你一辈子翻不了身。说得客客气气的，一个脏字没有，就是那种替你着想的口气。”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手里的笔。

“她说你不好意思提分手，她替你说。还说你要是非跟我在一起，她也不拦着，但以后家里的事她就不管了。你爸的药钱，你的婚房，她都不管了。”

她把笔攥在手心里，抬起头看我。

“我那时候想给你打电话。后来没打。”

“为啥？”我问，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你为难。”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你刚辞了工作要去你爸朋友那儿，你爸药费一个月两千多。我替你做决定了。”

我站在那儿，塑料袋被我攥得变了形，报纸窸窸窣窣响。灯管又闪了一下。我看见她嘴角有道细纹，是笑出来的那种，可她现在没笑。

我想起那阵子的事。我跟她分开，理由是“性格不合”。说出口我自己都不信，可她没追问，就点了点头，第二天开始收拾东西。她走那天我在上班，回来时衣柜空了，剩几个衣架晃荡，灶台上半瓶护手霜还在，我拿起来闻了闻，是她身上的味儿。我在那间空了一半的屋子里坐了一宿，没开灯。

后来我妈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老婆，结婚，生子，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我一直以为当年是我俩自己走散的，年轻不懂事，处不下去了。我从来没想过我妈会去找她。我妈一个字没提过。

“我不知道。”我说。这话说出来轻飘飘的，像纸糊的墙挡风。

“我知道你不知道。”她把笔别回胸前口袋，“你妈后来也没再找过我。她说到做到，你婚房她确实出了钱。”

她语气里没怨没恨，就是平平地叙述。这种平比什么愤怒都重。像一块石头被水冲了多年，棱角磨没了，摸上去光溜溜的，凉的。

“你后来咋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我问。

“我后来嫁了人。老公干装修的，没钱，但我姐说人老实。结婚时我跟他说，以后家里的事我自己管，不靠婆家。”她顿了一下，“就想争口气。”

她看了看手机。“得关店了，姐催我回去吃饭。”

她钻进去关了灯，出来拉下卷帘门，咔嗒上锁。拍了拍手上的灰，钥匙串套在指头上转了一圈。

“你走吧，我也走了。”

她往市场外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我。路灯光从背后照过来，把她框在一层暗黄的边里。她看了我两秒，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最后只是笑了一下。那笑很轻，嘴角提了提就落回去了。

“好好过。”她说。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她走远。步子不快不慢，肩膀微微前倾，跟当年一个样。走到市场门口拐弯处她顿了一下，像犹豫要不要回头，终究没回。拐个弯，不见了。

我把塑料袋换了个手。龙头沉甸甸的，棱角硌手。市场里最后几家铺子也关了，卷帘门哗啦啦响成一片，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只剩出口那盏路灯亮着，黄蒙蒙照着一小片地。

我站了很久。久到保安骑电动车巡了一圈，看我一眼，我点点头，他才走。我掏出手机翻到我妈的号码，停了几秒，锁屏，揣回兜里。

骑电动车回家，风大，吹得外套往后飞。我一手扶把，一手按着塑料袋。经过城南那条路，我放慢速度，拐进一条巷子，在巷口停了一下。那家美容院招牌还在，但换了名字，成了奶茶店，灯箱亮着暖黄的光，门口排着几个年轻人。我看了一会儿，调转车头，重新上路。

到家老婆在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孩子在地板上搭积木，看见我喊“爸爸”。我换鞋，把龙头搁玄关柜上，坐地板陪孩子搭了几块。搭着搭着停了，手里攥着一块红方块没往上放。

老婆端菜出来看我一眼：“咋了？脸色不好。”

“没事，市场走累了。”

她没多问，回厨房端菜。我把红方块搁最上面，孩子拍手喊“倒了倒了”，没倒。我站起来洗手吃饭。水龙头还是旧的，还在滴，滴得很慢，一滴一滴打在不锈钢水槽里，叮，叮，叮，每一声隔很久。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说没有，就是白天累了。她翻个身睡了。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她那句“你妈找过我”。老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可这火被包了五年，我愣是一点烟都没闻着。

第二天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东拉西扯半天，我问她：“妈，当年你是不是找过她？”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我妈说：“哪个她？”

“你知道我说谁。”

又静了几秒。我妈叹口气：“我那是为你好。”

我没再问下去。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抽了根烟。楼下有个老头遛狗，狗跑得快，老头拽着绳跟在后头小跑。我忽然想，这世上有多少事，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把别人的日子搅了个底朝天？

可话说回来，要怪我妈吗？她也是怕我吃苦。要怪她吗？她也是替我做了选择。要怪我吗？我当年要是多问一句，多打个电话，是不是就不是今天这样？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后来我再没去过那个装饰城。水龙头我自己装上了，旧的拆下来扔了。可每次开水龙头洗手，听见水流哗哗响，我偶尔会愣一下神。老婆说我最近爱发呆，我说没有，就是年纪大了。

有些事像水龙头里的水，看着流走了，可管子深处还留着潮气。你说，要是当年我知道真相，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去找她？可就算找了，又能怎样？我爸的药费谁出？我妈说的那些话，难道全是吓唬人的？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只是偶尔半夜醒来，听见厨房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新龙头其实不漏，是我耳朵出了毛病——我会想起那个装饰城的下午，想起她别在耳朵上的那支笔，想起她说“好好过”时嘴角那个没落下去的笑。人生这盘棋，落子无悔，可谁知道哪一步是被人推着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