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12、元朝历史上的吕允与吕㳘（yǎn）是不是同一人
吕允是金末元初平定（今山西阳泉）人，为元代名臣吕思诚之父，家族以儒学传承闻名。据记载，吕允曾任金代燕南按察司等职，其六世祖吕崇礼为金天会九年（1131年）律科进士第一，父亲吕时敏亦为学者。吕允一家世代就读于平定冠山的“冠山精舍”，该书院后扩建为“吕公书院”，成为山西重要的学术中心。这一家族延续数代文脉，其子吕思诚更是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官至中书左丞，是元代平定籍官员中级别最高者。吕允的历史角色主要体现为儒学世家的传承者，其事迹散见于地方文献对家族谱系的记载，并未有独立的政治或文化建树记录。
吕㳘（字蒙甫）则是元代中后期汾阳（今山西汾阳）人，以廉吏和法学家身份著称，与吕允家族并无亲属关联。他历经泰定、文宗、宁宗、顺帝四朝，官至刑部侍郎、大名府尹、海北海南道宪使等职，最终加官礼部尚书，爵封河东郡侯，谥号“简肃公”。其政治生涯以革新吏治闻名，在江南诸道行御使台监察御史任上提出“蒙甫八事”，包括“开经筵，严卫禁，清选法”等监察主张，被赞为“中元以来少有的能臣廉吏”。在海北海南道（今雷州、海南等地）任职期间，他单骑招降叛乱洞蛮万人，捐俸建“泽幽堂”安葬客死异乡者，甚至因清廉被叛军俘获后仍获释，留下“义释吕公”的佳话。吕㳘还参与编撰《至正条格》，学术上“潜心性理学、邃于律学”，获大儒虞集比作汉代张湛、晋代羊祜。其墓地规模在汾阳仅次于狄青，20世纪70年代曾出土神道碑，现存汾阳市博物馆。
二者混淆的可能性源于史料记载的特殊性：吕允因属于家族谱系中的过渡性人物，记载多依附于其子吕思诚；而吕㳘因《元史》编纂仓促（明初仅用11个月成书且缺失元顺帝朝资料），其事迹未被正史收录，仅存于地方碑刻与《汾州沧桑》等文献。此外，“吕允”之“允”与“吕㳘”之“㳘”（生僻字，常被简化为“吕#”）在传抄中易产生字形混淆。从时间线看，吕允生活于金末元初（约13世纪末），而吕㳘主要活动于14世纪中叶（泰定三年至至正六年，1326-1346年），二者相隔约半个世纪，不可能为同一人。
综上，吕允是平定儒学世家的代表人物，吕㳘是汾阳籍的元代第一廉吏，二者在家族渊源、历史贡献与活动时期上均有明确分野。这种区分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也为理解元代山西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视角——平定的书院文脉与汾阳的治世实践，共同构成了晋地在元代的人文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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