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1778年，北京朝廷重新厘定宗室王爵承袭名号。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等开国王爵，被恢复到较早的称呼；有些后代几经更替，封号已经变了模样，也在这一轮整理中被重新确认。此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摆在眼前：亲王多是一字封号，郡王却有顺承、克勤这样的二字封号。
这说明，清朝王爵不能只看封号字数。
清代宗室爵位中，和硕亲王高于多罗郡王，这是制度上的明确等级。至于“礼”“睿”“豫”还是“承泽”“敬谨”“端重”，只是王爵的封号，并不直接决定爵位高低。换句话说，判断一位王爷是否尊贵，得先看他是不是亲王，再看封号前有没有“和硕”。
清朝早期，制度还带着后金八旗时代的痕迹。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后，逐步确立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多罗贝子等爵位。崇德元年，也就是1636年，最早受封的几位和硕亲王，几乎都是握有旗权、屡立战功的宗室重臣。
代善是礼亲王，多尔衮是睿亲王，多铎是豫亲王，豪格是肃亲王，济尔哈朗是郑亲王。这些封号都只有一个字，却并不是因为字少便天然尊贵，而是因为他们本身掌握军队，拥有显赫功劳，在宗室中分量极重。
二字亲王的出现，和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顺治六年，也就是1649年，多尔衮在大同战事期间，将硕塞、尼堪、博洛三位郡王晋升为亲王。不过诏书特别说明，他们虽然获得亲王爵位，地位和俸禄仍不能与早先那些“藩王”相比。
他们当时的称号是承泽亲王、敬谨亲王、端重亲王，封号为两个字，却没有完整的“和硕”规格。这样的王爵，确实低于和硕亲王，但又高于普通郡王。由此可见，字数只是表面，制度称谓才是关键。
真正不能按“二字低于一字”解释的，是多铎的“德豫亲王”。多铎是努尔哈赤嫡幼子，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弟。入关以后，他率军在潼关击败李自成部，随后参与南下作战，功劳极大。多尔衮在原有豫亲王封号上加“德”字，是专门用来表彰他的军功。
这个“德”不是降等标志，反而代表额外加恩。多铎当时还是八旗旗主，又处在摄政集团的核心位置，普通一字亲王很难与他相比。可见同样是亲王，二字封号有时是特殊功劳的记录，有时却只是早期制度不完备留下的称呼，不能一概而论。
顺治亲政后，三位没有“和硕”名号的亲王一度被降回郡王，随后又恢复为和硕承泽亲王、和硕敬谨亲王、和硕端重亲王。名分一经补全，他们在制度上便与一字和硕亲王平级。只是他们的实际影响力，还要看年龄、战功、所属旗分以及皇帝是否信任。
二字亲王后来逐渐消失，根源并不在于朝廷认为二字不吉利，而在于爵位承袭发生了变化。多铎去世后，年仅十五岁的多尼继承爵位。他没有父亲那样的战功和政治地位，承袭时只保留豫亲王体系，后来又经历改封和降等，“德豫”这一特殊称号自然无法原样传下去。
博洛死后，儿子齐克新曾承袭亲王，但顺治十六年，朝廷追究博洛在多尔衮失势后的政治责任，齐克新被降为贝勒。端重亲王的二字封号，也就中断了。尼堪战死后，子孙承袭几经降等，敬谨亲王同样没有稳定传承。
承泽亲王硕塞的情况更典型。硕塞是皇太极之子，战功与宗室地位都很突出，他去世后，儿子虽然承袭亲王，却被改称庄亲王。到了乾隆时期，铁帽子王制度重新确认，庄亲王这一支也没有恢复“承泽”二字，而是以一字封号延续。
乾隆重定铁帽子王名号时，主要考虑的是制度统一和开国功臣的历史地位。礼亲王、豫亲王等封号被恢复，承泽亲王却成为例外，原因正在于这一支的承袭关系已经变化，且当时的王爵系统早已趋于规范化。此后，宗室亲王的封号基本固定为一字。
郡王则是另一种情形。顺承郡王、克勤郡王之所以保留二字，是因为他们属于清初重要的铁帽子郡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到了清朝中期，普通郡王大多是一字封号，反倒是二字郡王往往意味着特殊的世袭资格。
所以，清朝一字王和二字王谁更尊贵，不能只数封号中的字。一字亲王通常代表清代成熟制度下的标准封号；二字亲王有的源于特殊加恩，有的只是早期权宜安排。看“和硕”，看爵位来源，看能否世袭，才是分辨其身份的真正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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