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及外国人在华从事的文化活动，本质上带有文化扩张与侵略的色彩，但其传播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传授形式，却具有相当的实用性与先进性。这些异质文化因素的输入，不仅为传统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社会模式，更因其实际功效的显现，逐渐被中国士绅阶层视为可资借鉴的样板。从官方到民间，模仿外人创办新式译书机构、报刊及学堂的活动渐次兴起。
1887年，《申报》评述石印出版业时便指出：“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郑观应在呼吁自办报刊时也说：“中国通商各口……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创办格致书院时也观察到，自中外互市以来，“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从同文馆、方言馆的设立，到武备、水师学堂的兴办，“乃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
随着西学传播的扩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员构成。
来华外人面临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障碍，聘用中国文人协助工作成为普遍做法。在译书机构中，西书的翻译多采用“洋人口译、华人笔述”的方式。广学会有蔡尔康、任保罗等华人助译；林乐知的著名译作多由沈毓桂、蔡尔康代笔；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览要》亦由蔡尔康译述。据统计，1919年前参与代笔的华人累计达五千余名。
外人办报同样离不开华人。名义上由林乐知主笔的《万国公报》，实则由沈毓桂、蔡尔康先后执笔；《申报》自创办起便由华人吴子让任主笔，后续蒋芷湘、蔡尔康等人相继主持笔政。报馆的日常经营、印刷发行乃至广告招揽，几乎全由华人承担。戈公振曾概括：“当时报馆必延一华人为买办”，以料理经营事务。
在教会学校中，华人不仅担任汉文教习，亦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在格致书院担任西学教习。1925年基督教大学教员中，华人已占39%。
这些受聘于外人机构的华人，虽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助手，但自身却逐渐转化为新式文人。代笔者成长为第一代翻译家，报人成为自办报刊的带头人，教育工作者也开始按新式方法施教。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逐渐科学化、资产阶级化，萌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良思想。
除了直接参与传播，更多中国人通过阅读西书、西报接受了西方思想。传教士传播西学虽旨在文化同化，但西学内容庞杂，包含大量科学技术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国读者并非被动接受，而是根据自身需求加以选择：或为探求强国之理，或为研习科技知识，或为提高从业能力。
汉译西书除宗教宣传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著作主要面向科技工作者、新式师生、官员与绅商。这些书籍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培养了新型人才，也促使部分官员士绅的世界观发生转变。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凡是思想开明、参与变革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几乎都受过西学熏陶。受影响越深，变革愿望越强烈。
康有为便是典型。他自述通过阅读《西国近事汇编》及香港见闻，“渐收西学之书”；后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涉猎声、光、化、电及各国史志，最终绝意科举，形成变法维新思路。梁启超不仅广读西书，还向维新人士推荐优秀译著，强调“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
新式学校课程兼设西学与中学，专科学校与大学西学比重更大。由此培养的学生具备相应的知识层次，尤其专科与大学毕业生，多成为掌握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随着学校发展，毕业生从社会底层向高层流动，从教会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
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多留馆任教；中西书院学生进入海关、电报、招商、铁路等新兴部门；格致书院通过按季课试，吸引了万余名社会人士参与西学考试，涉及十多个省区。此外，大批专门学校及留学生进入洋务企业与海军，担任技术或指挥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文化传播虽带有奴化目的，却也促成了中国新式人文社会因素的产生与发展，使中国社会由单一的传统结构转向新旧并存的二元结构，并朝着以新为主导的方向演进。这种分化虽引发冲突与动荡，却也推动了社会的新陈代谢。除上述因素外，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因素的初步发展，亦为这一转型提供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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