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非只回望过去：大变革时代的新奇与历史感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历史并不关注过去。历史只关注新奇。历史主要关注的不是那些被认为是古老的东西，而是那些隐约出现在地平线上、当下被认为是新的和不同于以往的东西。这也意味着，历史不仅仅是感知过去和现在之间差异的问题，扎卡里·席夫曼（Zachary Schiffman）在《过去的诞生》一书中详细探讨了这一有关差异的主题。最重要的是，历史一方面关涉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预期差异，另一方面关涉未来的事态发展。历史的存在本身——无论是作为一种更广泛的历史感，还是作为一门历史学科——都是基于这种对未来变化的开放性，以及对差异预期的开放性，因为只有在未来呈现为对变化开放时，过去才能看起来如此不同，因此，才能首先是“历史的”。

但是，对差异的预期并非没有进一步的复杂性。未来可能发生变化意味着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会有一种陌生感，这种新事物必须让人理解，必须让人熟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最重要的功能：现代西方的历史感告诉我们，任何看起来新奇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古老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较长过程的最新阶段，从而使我们对预期的未来（和经历的现在）的新奇变得熟悉。现代西方的历史概念告诉我们，未知事物只是我们已知事物的更新版本，新事物只不过是过去潜能的一种更时新和更发达的形态。换言之，尽管我们知道历史必然需要回顾过去，回顾那些被认为是旧的东西，但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未来，应对那些被认为是新的东西。

本文作者、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和立陶宛国家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尔坦·博迪查·西蒙

当然，对这一说法的直接反应——不仅来自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而且来自每一个援引上述现代历史感的人——他们会指出，即便是这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面对“历史是一种应对新事物的概念性策略”的说法，一个迅速而自动的反驳是：无论是关于新事物的新奇性问题，还是现代历史与新事物和未来的互动问题，都不是新的。对于前者，关于新奇事物的新奇感，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认为新奇性不仅不新，事实上，它是人类所关注的最古老的问题。在撰写新奇的历史时，诺斯最后宣称：“也许从关于新奇性的历史中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是它确实有过一段历史—新奇不仅是一个现代问题，而且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然后，至于历史是对新颖性和未来的关注这一论断的新奇性问题，快速援引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的观点将再次导致淡化其新颖性。20世纪中叶，在刻画历史哲学事业的特征时，洛维特就已经提出了“未来是历史的‘真正’焦点”这一相当强烈的主张。然而，洛维特并不打算像我一样，用这种说法来描绘现代的历史概念。他不认为历史是西方现代性用来应对新奇事物的一种智识工具。洛维特更关注的是作为历史焦点的未来，因为在他那里，历史是“由末世论动机决定的”；他更关注的是“作为‘终点’（finis）和‘目的’（telos）的终极目的的愿景”，它“提供了一个递阶的秩序和意义的方案”，并带有一个“末世论的指南针”，从而“给出了时间的定向”。

虽然洛维特关于未来作为历史焦点的主张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提出的，但它揭示了新奇、未来和现代历史概念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一个关键的方面。这个关键方面就是方向性意义上的时间定向。现代历史观念的方向性定向不一定是末世论的（就像洛维特备受争议的论题所主张的那样），但它必然是一种朝向未来的方向性。更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方向性将过去和未来结合在一个时间连续体中，未来就会作为过去的必然延伸和扩展而出现，这就为积极地朝着假定的未来努力打开了可能性。然而，这种朝向未来的方向性定向和假定的未来本身，只有在它所承诺的新颖性已经在人们熟悉的视界中被看到时，才会显得可取。被驯服的新奇被毫不突兀地融入历史进程，看起来就像是过去曾经指向的那个未来。

这意味着，这种朝向未来的定向在现代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历史同时努力将我们所讨论的新奇事物变得熟悉。我认为，就历史与新奇的密切关系而言，这两种运作机制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将这种密切关系定义为本书进一步研究的中心论点，我希望提供以下描述：现代历史观念是西方现代性运用的一种智识工具，一方面用它来占有新奇，从而使新奇能够被感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努力去实现这种新奇，而这种新奇一旦被占用，就能成为人类事务所期望的未来状态。

我打算在本书中探讨的这种历史观念是西方的发明。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想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每当我提到“历史”时，我指的是启蒙运动后期的西方产物，它既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扭和在一个作为人类事务过程的时间整体中的概念，也是作为一种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史学实践。不过，在大多数时候，我会使用“历史感”（historical sensibility）这个词。我用它来指，自从现代历史概念发明以来，我们借以把自己和世界看作是“历史的”那种方法。换句话说，我用它来指我们将自己和世界视为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那种方法，我用它来指我们通过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态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使这种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变得熟悉而有意义的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将奇异事件和现象整合到这个更大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中的方法。

在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还需要多说几句，谈谈这里反复出现的“我们”。因为比起第一人称单数，“我们”可能仍然是方便地解决重要问题的唯一方法。在整本书中，每当我指的人比“我”多的时候，我都会使用“我们”。我认为这个“我们”的扩展限度相当明显地以上述对“历史”作为西方发明的理解为标志。必要的时候，我将在相关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所有其他限定性的条件。

这些限定性条件表明，自从未来被设想为充满了新奇以来，我感兴趣的“历史”就一直存在。然而，这不是一般的新奇，而是作为世俗世界中人类事务领域的一种可能性的新奇。这正是现代历史概念引入的革新，洛维特将历史（哲学）解释为世俗化的末世论，却忽略了这一点。现代的历史观念使人类事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是超自然干预的结果。因此，历史的变化不是在一个承诺的超凡环境中给予改变的条件，而是人类在尘世的人类世界中（无意或有意）努力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现代历史观与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聚焦德语语境）对历史概念的语义学分析是一致的。科泽勒克在谈到新奇问题时说，大约在18世纪的下半叶，“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之间的鸿沟出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因此，生活时间被体验为一个断裂，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发生”。一方面，正是从那时起，借助于“历史”这个新发明的概念性工具，我们就可以熟悉和挪用不断出现的感知到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就有可能对同一个“历史”所承诺的未来采取行动。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宣称让新事物成为一个更大轨迹的构成和组成部分——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很可能是现代性最重要的发明，或许并不显得荒谬。或者，用一种更温和的说法，“历史”至少可以被视为这类概念发明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这两种说法，无论哪一种都非常接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半个多世纪前所倡导的观点，即“贯穿历史和自然的现代过程概念，比任何其他单一概念都更深刻地将现代与过去区分开来”。但是，对于阿伦特来说，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似乎要比科泽勒克所认为的年代要早。尽管科泽勒克（Koselleck）追溯了1750年至1850年之间高度相关的概念变化的重大转变，但在阿伦特看来，现代历史概念“出现在迎来了自然科学巨大发展的16和17世纪”。尽管如此，阿伦特关于现代过程性的历史感的产生时间的说法，化解了她与科泽勒克之间的年代分歧。阿伦特最终明确指出，“历史观念对现代意识的巨大影响发生得相对较晚，不会早于18世纪的最后30年”。

阿伦特和科泽勒克所暗示的时间表（chronology），以及对他们所赋予现代历史概念的激进创新潜力的强调，构成了我希望在本书中开展工作的背景。然而，这只是它的背景，而不是它的焦点，因为现代历史感并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更确切地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今天如何理解新奇的问题，我认为这与现代历史观念的运作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的概念是我想将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概念化的背景。因此，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21世纪初，“历史地”构想我们自己和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历史变革？历史变迁之概念的变化与我们对史学变革的理解（解释历史变化的学术实践）有何关联？

接下来的中心主题是，今天，至少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世界就在设想未来的情景，塑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并以一种本身就是新的方式构想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新奇事物。正如前面所证明的那样，探究这种新的新奇概念，就等于探究我们所谓的历史，以及就等同于我们今天可能拥有的历史感。无论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什么，它本身也易于变化。如果我们对人类事务的新奇和变化的感知方式发生了变化，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感，即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我非常同意埃尔科·鲁尼亚（Belco Runia）的观点，“现在是时候在历史和史学层面关注［……］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了”。正如接下来的章节将展示的那样，我可能不完全同意鲁尼亚关于如何将新事物的出现概念化的问题，但我肯定赞同，探索新奇问题，尤其是新出现的新奇感，是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

为了预示这种与现代对立的关于新奇、历史和“历史感”的新颖感的轮廓，我想再次引用科泽勒克的说法。在18世纪后期，“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之间的鸿沟出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因此，生活时间被体验为一个断裂，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发生”。尽管这可能是对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精确描述，但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科泽勒克所说的断裂的生活时间以及过去和现在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异，让位于西方社会某些生活领域的新奇的新颖感。过去看起来不再仅仅与现在和未来不同；现在看来，过去和未来日益脱节（disconnected）。生活时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断裂，它可以通过现代历史概念的运作而变得熟悉。我认为，今天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普遍接受的断裂不再能够平复成一种深层的连续性。我认为，当今的西方社会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本书通过将其概念化为一种新颖的历史感，以此来理解这种前所未有之变化的生活时间的新形态。

（本文系《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哲学：面向21世纪的理论》一书前言，作者是当代著名新锐历史哲学家佐尔坦·博迪查·西蒙，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顾晓伟翻译，商务印书馆于2026年7月出版。）

来源：佐尔坦·博迪查·西蒙/文 顾晓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