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美陷入激烈交锋，却无意造就一新贡献

1981年12月11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内，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代表依次走进密室，进行第17轮投票。

桌上摆着的七个名字里，有个叫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秘鲁外交官，时年61岁，几个月前刚刚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辞职回国养老。他没有参加竞选，没有拉票，甚至不在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上。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10票赞成，4票弃权，1票反对，五个常任理事国无一否决。德奎利亚尔由此成为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也是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秘书长。

而在一个多月前，这场选举还深陷僵局。两位正式候选人——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和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已经厮杀了整整16轮，谁也没能胜出。制造这个僵局的，正是安理会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连续否决瓦尔德海姆，美国连续否决萨利姆。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给这场面下了个定义——“僵局中的僵局”。

要理解中国为何如此坚决，得先看清当时的局面。

瓦尔德海姆不是一般的候选人。他从1972年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干了整整十年。上任之初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还亲自会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

更让中国人铭记的是，1976年周恩来逝世，瓦尔德海姆力主联合国降半旗致哀——当时有几个国家的外交官提出反对，瓦尔德海姆当场反问：

一句话让全场沉默。

另一边，萨利姆也不是外人。1969年，年仅27岁的他就出任坦桑尼亚驻华大使，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他是会场里跳舞庆祝最欢的那个人。坦桑尼亚当时被中国外交界亲切地称为“非洲的兄弟”。

一个对华友好，一个是“铁哥们”，中国为什么偏偏要跟这两个人都过不去？答案不在个人，在规则。

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到1981年，先后有四任秘书长：挪威人赖伊、瑞典人哈马舍尔德、缅甸人吴丹、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除吴丹之外，其余三人全部来自欧洲。

也就是说，过去的36年里，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欧洲人占了近30年。而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数。这个反差，早就让第三世界国家不满。

1981年，瓦尔德海姆宣布竞选第三个五年任期。如果成功，他将在秘书长位子上坐到1986年。到那时，欧洲人将占据这个职位长达40年。

瓦尔德海姆获得了美国和苏联的明确支持。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难得达成一致，再加上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背书，西方媒体普遍预测瓦尔德海姆将轻松连任。

而中国却不这么看。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后来回忆，他在反复权衡后形成了一个判断：秘书长岗位已连续24年被西方发达国家占有，发展中国家难道就没有资格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话应该由来说。

1981年10月27日，安理会启动第一轮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9票赞成，且五常均不否决才能当选。

第一天的四轮投票下来，萨利姆首轮以11比10领先瓦尔德海姆，但美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毫不犹豫地投下否决票；同样，瓦尔德海姆虽然多数轮次都能拿到9票以上，但中国每次都投了反对。

局面很快清晰：瓦尔德海姆每次都赢票数，但被中国挡住；萨利姆的票数从11票一路下滑到6票，眼看就要出局。

至此，美国媒体开始给中国施压。《纽约时报》当时报道称，亚洲外交官预测中国“可能最早明天就会撤回否决”。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撑不了多久。

但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决心。10月31日，安理会又投了两轮，仍然没有结果。柯克帕特里克把局面形容为“僵局中的僵局”，并呼吁“寻求妥协”。此时，中国已经否决瓦尔德海姆6次。

11月17日，安理会一天之内连投8轮。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各被否决一次，双双无法过关。至此，中国已经连续否决瓦尔德海姆16次。

16轮投票，16张反对票，一张都没少。据凌青回忆，在僵持最紧张的时候，邓公通过内部渠道传话给他，内容只有四个字——“一否到底。”

中国的立场非常清楚：否决瓦尔德海姆，不是针对他个人。中国代表在多个场合表示“对瓦尔德海姆先生没有个人偏见”，中国反对的是一种结构性不公：凭什么秘书长总是欧洲人？

16轮投票打下来，僵局已经无人能破。12月3日，瓦尔德海姆率先宣布退出竞选；十天后，萨利姆也退出了。两位正式候选人在同一个月内双双退场，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大门打开后，候选人“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最热闹的时候，同时有9个人角逐秘书长职位，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秘鲁外交官德奎利亚尔也在其中，但他并没有积极竞选。法新社当时报道称，德奎利亚尔“留在国内，没有展开任何竞选活动”。

德奎利亚尔并非没有资格。他曾任秘鲁驻苏联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1981年5月辞职回国。他在外交圈口碑极好，被同事评价为“安静、谨慎、有教养的外交官”。

更重要的是，他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选。对第三世界来说，他是拉美人，符合“第三世界代表”的要求；对美国来说，他不是萨利姆那样“过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对中国来说，他来自发展中国家，打破了欧洲人垄断；对苏联来说，他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至少不反感。

12月11日，安理会举行第17轮投票，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德奎利亚尔获得10票赞成，4票弃权，1票反对，五常均未否决。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了任命。

1981年那场16轮交锋，当时看只是一次“僵局”，但它的后果极为深远。

德奎利亚尔当选后，在秘书长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卸任后依然与中国保持密切往来。1987年他访华时，邓小平亲自会见，双方进行了深入交谈。这位秘鲁外交官在此后的岁月里，多次在国际场合为中国仗义执言。

而比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一项制度的诞生。从德奎利亚尔开始，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形成了地域轮换的惯例：

也就是说，1981年中国那16张反对票，不仅打破了欧洲人垄断秘书长职位的旧格局，更为联合国治理体系注入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公平机制。为此，有学者曾指出“这一规矩是中国人创立的”。

有评论把1981年的这件事称为中国“无意间”做出的贡献，但从整个事件的推进过程来看，这个判断并不十分准确。

中国的否决从来不是一时冲动。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起，中国就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反对大国垄断国际组织要职，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原则。1981年的16张反对票，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也是邓小平“一否到底”的果断决策。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坚持没有把局面推向死胡同，反而倒逼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德奎利亚尔当选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是大国博弈的战利品，而是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平衡的公器。

40多年后回望1981年那个秋天，16轮投票的喧嚣已经远去，但它留下的制度遗产——秘书长地域轮换原则仍在塑造着联合国的运行规则。这或许是中国对联合国最被低估的一份贡献：不是打碎了一张桌子，而是重新定了一套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