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找到唐代木构那天 离卢沟桥只剩两天

1937年7月5日的傍晚时分，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里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脑袋抬了起来，朝着房梁看了一眼。

两天之后，卢沟桥的枪声就响了起来。

这件事情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仅仅只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学者已经成功找到了唐代的木构建筑。

可我觉得，把这两个日期放在一起看，味道完全不一样。

说得直白一点，这并不是一堂有关于古建筑的普及课程。

那并不能算是一次在学术这个层面上所取得的胜利。

那其实就是抢在门马上就要关上的前一刻，把东西给抱出来。

首先，要把那个断言讲述一下。

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经写下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

而日本则拥有三十多所具有一千至一千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

这句话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口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以及西方的学者已经在中国开展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建筑方面的调查。

1922年的秋天，日本僧人小野玄妙曾经到过佛光寺，拍下六张照片，却只留意佛台上的唐代塑像。

只不过他当时站立在这个院子当中，并没有辨认出这座大殿是唐代的。

所以他在做出那个结论的时候，底气是很足的。

这句话最要命的地方并不在于傲慢，而在于它差一点就变成了常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是这个结论被全世界所接受认可，那中国的建筑史就得从别人所编写的书里面读取。

要是一个国家的建筑史是由别人书写，那这笔账就不太容易算得清楚。

梁思成对此并不服气。

要是把这事搁到其他人身上，大概也就会这么认了，毕竟对方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调查。

他身上的这种不服，并不是只在嘴上说的那种不服。

1930年，身为实业家的朱启钤在北平把中国营造学社这个机构给创办了。

在两年之内，梁思成以及刘敦桢先后加入到了其中，一个负责掌管法式，一个负责掌管文献。

林徽因被聘请担任了社员，并且还兼任了校理。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便着手展开了一场持续了好几年之久的野外普查。

缘故十分简单，在纸面上进行的那些争论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双脚行走。

把十余个省都走了个遍，并且对千余座古建筑遗迹进行了勘查。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实践论》当中打过一个这样的比方，要是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那你就得亲自把嘴巴张开，吃上一吃。

要是把这话搁在营造学社身上，那这句话就确实是一句大实话了。

史料里没有的答案，只能自己走到山里去问。

这便是他们所用的办法，笨是笨了些，可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那他们到底又是根据什么把这里认定为佛光寺的呢？

这个线索的来源，距离还挺遥远的。

敦煌莫高窟的第六十一窟里面，有着一幅《五台山图》。

这一幅是莫高窟当中最大的一幅壁画，并且在它的上面，榜题文字一共有一百九十五处。

其中有一处地方，上面题写着五个字，大佛光之寺。

一幅唐代的地图，它所指向的，是一座可能还活着的唐代建筑。

线索细得实在有些可怜，可是这却是当时唯一所能抓住的东西。

这个便是他们一直所想要寻找的那样东西。

1937年的6月，有四个人从北平踏上了行程。

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以及纪玉堂。

从北平乘坐平汉铁路的火车抵达正定，再换乘正太铁路的火车抵达太原。

在6月26日这一天，他们从太原动身离开，朝着五台山的方向行进。

林徽因把八岁的女儿梁再冰托付给大姐梁思顺，带到了北戴河。

她在写给女儿的信件里面画下了一张图，把已经走过的那些路都标上了记号。

火车、公共汽车、骡车、货车、骑马、走路，这些全部都派上了用场。

要是搁在现在，这就是坐高铁花上两个小时的事情，可在当年那个年头，就得走上一个月的时间。

进山的那一段，梁思成后来把它写进了报告里面。

「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

后面还存在着这么一句话，旅途是十分僻静的。

在黄昏的那个时候，佛光寺已经到了。

他们把这个殿门给推开了。

这座殿仅仅只有一层，斗栱显得巨大并且充满力量，出檐深得就好像要压过来一样。

梁思成只看了一眼，就做出了判断，这是辽代或者年代更早的东西。

但仅仅凭借看一眼，这还不能算是证据。

这一步所存在的难处，今天上班的人其实很熟悉。

你手里所握着的这个项目，方案、数据以及逻辑全都是正确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它本身就是对的。

可是领导所想要的是那一个可以写进结论的东西。

要是没办法把它拿出来，那前面所干的那些活，就等于没有干。

说白了，这并不是学术圈里头的规矩，这是全部行当都得遵守的规矩。

佛光寺在当时卡住的，正好就是这一个环节。

大殿的年代，按照规矩，是要书写在这个脊檩上面的。

而东大殿的梁架上部全都被这个顶板给遮挡住了，黑得根本看不见东西。

他们只能够从屋檐下方的这个空隙之中朝着里面爬行。

等到爬进里面以后，才会知道里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梁思成写道，积聚的灰尘已有数寸，脚踏其上就如同绵一样。

用手电筒这么一照，檩条上面全部都是蝙蝠，成百上千只聚集在一起。

在拍照的那个时候，蝙蝠一见到光就会到处乱飞，气味也很难闻。

在木材的里面还存在着成千上万只臭虫。

他们把一整天都花在了测量上，把一整天都花在了画画上，还把一整天都花在了拍照上。

从屋檐下面走了出来，从背包里面掏出了数量达到一百多只的臭虫。

人被咬得浑身上下都是伤了。

这些细节瞧着并不怎么好看，可是它们才算是这件事情的真身。

最厉害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依靠想象进行填补的。

古建筑的断代，不是依靠情怀，而是依靠尺子，依靠照片，依靠爬进一条黑缝里面数上一数。

在梁架上面，他们看到了一个东西。

有一对斜着的叉手把脊椽顶住，中间没有后世必定会加上的那根蜀柱。

在《营造法式》里面，会把这种构件称呼为叉手。

在梁思成所看过的、从辽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那些建筑里面，叉手的中间全都会立着一根柱子。

忽然间看到了一个没有的，他便把“如获至宝”这四个字用上了。

从外行的角度看，这个就是一个构件，从内行的角度看，这个却是能够断定年代的凭据。

这可以算作是年代的一个旁证。

可是旁证终究还是旁证。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旁证能够把自己说服，却没有办法把整个学界说服。

真正可以把年代牢牢钉死的，是纪年文字。

他们进入到这座殿内的第三天，那些题字依旧没有出现在眼前。

这个转机来得完全没有任何预兆。

林徽因的眼睛跟旁人的眼睛有着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点在佛光寺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梁思成后来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所写的内容十分直白。

他说「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

她怕自己会看错，于是又跑到大殿前面的经幢上进行核对。

在经幢的上面刻写着一排名字，除了那些拥有官职的，果然也列有女弟子宁公遇。

后面还跟着三个字，也就是佛殿主。

梁子上的那些名字，以及石头上的那些名字，彼此全都对上号了。

而这座经幢上面所标注的纪年，便是唐大中十一年。

唐大中十一年这个年份，所对应的就是公元857年。

到了这一步，东大殿的出生年份也就被牢牢地钉住了。

我在翻看材料的时候，最让我感慨的恰恰就是这一处，一座千年大殿的身世，是依靠一行藏在梁底下、用水擦一擦才显出来的墨迹确定下来的。

这一行墨迹，把已知的中国木构建筑历史向前推了一百二十七年。

梁思成写道，「它比我们过去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还早127年」。

为了能把整段题字都看完整，他们请了僧人从村子里面把两个老农叫了过来。

搭起架子花了一天的时间，用湿布对梁上的土朱进行了擦拭。

只要一沾上水，这些墨迹就会马上显现出来，等到水一干又会隐隐约约地看不见了。

这四根四椽栿，每一根上面都有字。

把整篇文字从头到尾阅读完毕，总共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梁思成说，字体宛然唐风，无可置疑。

那些名字到了后来，被反复地加以研究。

在最北边的那一根大梁上面，写有这样的字迹，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

梁思成当时在心里猜测，这一位大概就是大太监王守澄。

后来，学者们经过查证才发现，王守澄在建起这座殿的三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于是便把人选换成了另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王元宥。

杜牧还曾经给他撰写过任命文书。

名字虽然被更换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两个人都被写在了同一根梁上，这个情况就可以说明宁公遇的身份并不低。

这同样也能够说明，这座殿并不是由山里面的人自己建造完成的。

它承接的，是唐代官方的那一套规制。

那天的傍晚时分，佛光寺东大殿里面呈现出一片通亮的景象。

莫宗江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就在殿外的那块地面上，把一条毯子铺开了。

把所携带的那些应急食品全部都逐一打开了，沙丁鱼、饼干、牛奶以及罐头。

把最好的那些东西都拿了出来，好好地吃了一顿野餐。

一边吃着，一边把目光停留在东大殿上。

那一天正是1937年的7月5日。

过了两天之后，卢沟桥那个地方的枪声便已经响起了。

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了解到这件事情。

他们在山里面，既没有办法收到信件，也没有办法看到报纸。

一直到了7月12日的时候，才从附近的村镇那里听到了有关于七七事变的消息。

他们从这里开始分头行动。

梁思成以及林徽因从大同乘坐平绥铁路的火车回到了北平。

纪玉堂随身带着图录稿件，暂且返回太原等候消息。

出了山，那便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了。

1937年7月9日这一天，北平晨报把这件发现刊登在了版面上。

这个标题的里面存在着四个字，发见唐代建筑寺院。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北平已经待不住了，他们只好一路朝着南边的方向前行。

佛光寺的测稿先是存放保管在了天津的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室里。

一场大水，把这些稿子都泡在水里了。

朱启钤找了一些人，让他们一张张地晾晒以及誊抄，接着再寄送到梁林的手上。

要不然的话，那份报告就会彻底消失不见了。

到了四川李庄以后，日子已经苦到不得不把东西卖掉，换取吃饭的钱。

梁思成的脊柱在早些年的时候曾经摔坏过，他一直都穿着钢背心绘制图纸。

到了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他就把一个花瓶垫在了自己的下巴底下，继续画着。

他那个时候的体重，仅仅只有四十七公斤。

林徽因所患的肺结核病情十分严重，基本上全天都躺在床上。

太阳好的时候，就会被人推到外头晒上一小会儿。

医生说她活不了太久。

朋友费正清夫妇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把她接到美国进行治疗。

她并没有前往。

她说「我要是离开中国，我是逃兵。要是死在这个地方，我是烈士。」

这些事以及佛光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其中的关系就在于，佛光寺的这一份报告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撰写出来的。

梁思成一直把山里面的那一座殿记挂在心里。

北方那边的消息不通畅，他写道，当时寻访名胜所经过的地方，都已经被来日敌寇的铁蹄所践踏，大好的河山，如今已经不堪回首。

他所担心的是，这座名刹的存亡已经处在未知之数当中。

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够在心里默默地祷告。

他所写下的那个结尾一共包含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遥祝健存。

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听到消息说佛光寺东大殿依旧还存在着，他的心情这才从惴惧忧惶的那种状态转变成了最为愉快的状态。

讲到这里，我想要把一件很多人都不爱听的事情说一下。

这座殿之所以能够被摆放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所依靠的并不只是两个人所怀有的情怀。

它首先是一套方法取得了胜利。

他们并没有依靠印象作出判断，所依靠的是木构、彩塑、壁画以及墨迹这四样东西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对得上。

四样全部都齐全了，再加上碑刻文献，这样才敢把笔落到纸上。

毛泽东同志讲实事求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先把判断放在心里，但是最终的结论一定得从材料当中一点一点生长出来。

也正是这样的一套方法，到了后来，成功地把《中国建筑史》支撑了起来。

那佛光寺东大殿到了今天，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呢？

它是在857年的时候建造完成的，属于中国现存的唐代木构建筑里规模最大的一座。

1961年的时候，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

在2009年的时候，它作为五台山文化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列进了世界遗产名录。

在殿里的佛坛上，安放着三十多尊唐代的彩塑，并且还存有中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

那一对并没有蜀柱的大叉手，等到一千一百多年过去之后，仍然还顶撑在脊檩的下方。

梁思成把这句话写进了报告里面。

它不但是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到的唯一唐代木构殿宇，也是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

他另外还说出过一句分量更重的话。

「在一座大殿内，有唐代绘画、唐代书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

他说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更是独一无二。

顺带说上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梁思成夸赞这座殿在结构方面所具有的理性，可是他也挑出了毛病。

内槽柱上有一处斗栱，它并没有起到实际的结构作用，而是被挂上去的。

他说它在结构上是不可恕的虚伪部分。

又在测绘图里面把它标注成了，整座大殿里唯一的那一处虚伪结构。

这个细节，相较于赞美而言，会更能够说明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个把自己的这一辈子都押在研究上面的人，是替古人把丑遮盖住的，还是把丑照着实际情况写下来的？

这个答案就在这张图上面。

回过头再仔细想一想，这件事情最扎人的那个地方，其实并不是那个打脸的结论。

就是那个日子本身。

在7月5日这一天得到了确认，到了7月7日，枪声便响了。

两天的时间，短到就连一顿庆祝的野餐，也得赶着把它吃完。

我常常会想，要是他们把离开的时间往后延半个月，那又会怎么样。

进山的那条路一旦断掉，这趟调查也就没有了。

那份报告也许得等到战后，才会有人动手写。

而佛光寺到底能不能够撑过那八年，谁也没有办法说得准。

有一些事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它并不是被一场大的胜仗给保下来的，而是在那扇门快要关上的那个时刻，被人一把给推到了里面。

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应当被记住的，或许并不是情怀。

是你手上的那件事，到了最后，往往所缺少的并不是热情。

是那一道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完的证明。

那道证明通常是不会被书写在明面上的。

它藏匿在一条黑色的缝隙里面，需要你本人亲自爬进这条缝隙的内部，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照着，把里面的内容一行又一行地读明白。

在八十多年以前，有人在山里面，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一天距离战争爆发仅仅只剩下了两天。

他已经把那些应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