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人把中国当最大威胁，全世界最反华国家出现，美日全被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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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横跨34个国家的全球民意调研，将菲律宾置于异常突出的位置：高达七成的菲律宾民众认定中国对其国家构成“重大安全威胁”，这一比例超过日本（67%）与韩国（62%），更远高于美国本土受访者（45%）。

值得注意的是，中菲之间并无近代以来持续数十年的战争记忆，也未经历大规模军事对抗，那么为何当下菲律宾社会对中国的安全戒备程度反而超越曾与我国存在深刻历史纠葛的日本、以及长期主导西太平洋战略格局的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无法仅靠一张民调表格来完整呈现。

更具现实张力的是，就在9月中旬，一连串南海海域动态密集浮现，民调中潜藏的集体忧虑迅速演变为可触可感的地缘现实——菲律宾正站在怎样的临界点上？

数据背后的语境

该报告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委托，交由国际调研机构Focaldata执行，于2026年9月16日正式对外发布。调查实施周期为7月21日至8月5日，覆盖全球34国，共采集35,399名成年居民的有效问卷；各国抽样误差控制在±2至±4个百分点区间。本次调研并未要求受访者在中美俄三国中“择一敌视”，而是独立评估每一国是否对本国构成“重大威胁”。

所谓“最反华”的表述，特指在全部34国样本中，菲律宾对中国安全威胁的感知值居首，并非指70%的菲律宾民众普遍抱持对华敌意情绪，亦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绝对排序。数据显示，34国受访者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的比例为42%，美国为34%，中国为30%；对中国威胁认知显著偏高的国家集中于东亚及西太平洋邻近区域——菲律宾70%、日本67%、韩国62%。

印度为48%，澳大利亚为47%，美国为45%。菲律宾的70%，实则是一支高度敏感的地缘压力计，其读数融合了地理邻近性、南海主权争端的历史沉淀，以及国内舆论生态与教育叙事的长期塑造。

在我看来，真正赋予这个数字以现实重量的，并非它本身，而是它与9月中旬真实发生的海上互动形成共振：民意倾向、军方部署与联盟协作开始同步增强节奏，而此次调查已于8月5日完成采样，自然无法反映9月事件；但报告发布的当周，中菲在南海的实际紧张态势确有明显抬升迹象。

海面波澜再起

9月12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在第47届国家预备役周启动仪式上指出，当前菲方在海洋防卫能力方面存在结构性短板，亟需动员预备役力量参与海洋、海岸、岛屿及陆地任务。他同时提及所谓“基线区域管控”概念，涵盖灾害响应与紧急医疗支援等非传统安全职能。将其简化为“派平民赴南海布防”，显然失之偏颇；更值得关注的是，预备役体系首次被系统性纳入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框架。

9月15日，菲军方披露一组监测数据：9月8日至14日期间，在仁爱礁、黄岩岛、仙宾礁与中业岛四大重点海域，共识别出48艘中国海警船与海军舰艇活动轨迹；同日，菲方确认，此前在黄岩岛附近滞留约28天的中国科考船未实施任何钻探作业。监测行为、主观怀疑与事实确认，三者本就属于不同逻辑层级。

当天，菲律宾外交部公开澄清，从未向中方作出拖离仁爱礁坐滩军舰“马德雷山号”的正式承诺；次日，特奥多罗进一步强调，中方无权单方面提出此类要求；中方则重申，菲方曾有过明确表态与行动意向。

9月18日，隶属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执法船“达图·马加特·萨拉马特”号，在巴拉望岛西北方向约54海里处与中国海警船发生碰撞。菲方称事发海域属其主张专属经济区范围。

菲方指控中方船只实施危险航行并致己方船体受损；中方回应指出，菲方公务船在仙宾礁附近多次逼近、挑衅滋事，并主动实施冲撞动作。碰撞事实已无可争议，但责任归属仍处于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体系之中。

9月19日，美国、加拿大及欧盟三方几乎同步发表外交声明，表达对事件的关注与立场。一次海上接触事件，在24小时内即进入多边外交议程核心，南海每增加一次实际接触，菲律宾国内关于国家安全的公共讨论便多一层现实刺激。

2025年8月22日，时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公开表示：若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相关对峙中出现伤亡，将触发菲方所定义的“不可逾越红线”。

这并非等同于“死人即自动宣战”的机械触发机制，而是一种带有强烈威慑意图的战略信号；它反映出菲军高层已将人员伤亡与危机升级直接绑定，那么，是什么让南海议题在菲律宾更容易跃升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维度？

历史路径依赖

据菲律宾官方档案记载，西班牙殖民统治持续333年，随后美国接管治理近48年，直至1946年才获正式承认独立。

美国的影响远不止于语言普及与影视传播，更深度嵌入行政架构、教育制度、司法体系与军事组织形态之中。例如，菲律宾总统与副总统实行分别直选制，并非搭档参选后依序就职。

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落幕之际，前总统马科斯及其家属经由美军基地设施撤离至夏威夷，美方运输机与地面人员全程参与护送，美菲高层安全纽带由此延续数十年未断。

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曾长期作为美军亚太战略支点，直至1992年才完成全面撤出。殖民时代虽已终结，安全依存结构却未随之清零。

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至今仍是双边联盟基石，后续又陆续达成《访问部队协议》（VFA）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2023年，双方将EDCA适用地点由原先5处拓展至9处，新增站点包括巴拉望省与吕宋岛北部关键节点。

美方明示这些设施用途涵盖联合演训、装备互操作性提升、自然灾害响应及应对区域安全挑战。这条合作脉络绵延数十载，绝非单一任期领导人所能轻易扭转。

杜特尔特2016年执政后推动对华关系回暖，亦因禁毒政策与人权议题与美方产生摩擦；2021年5月，他曾将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称为“可扔进废纸篓的一页纸”。

然而同年7月，他又重启此前拟终止的《访问部队协议》，这一反复举动极具象征意义：国家元首可以调节外交温度，但根植数十年的军事制度惯性难以骤然剥离。

小马科斯2022年接任后，美菲安全协作明显提速。2024年“2+2”部长级会谈后，美方宣布提供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FMF），专项支持菲军及海岸警卫队开展领土防卫能力建设。

日本亦同步加码援助力度：2023年决定交付沿岸监视雷达系统；2024财年追加16亿日元安全援助资金，涵盖刚性充气艇、岸基雷达及空中监视雷达等关键装备。

2026年度菲律宾国防部预算总额约为3,058.73亿比索，其中资本性支出达431.48亿比索，主要用于军队现代化改造、基础设施更新及新型作战能力孵化。其武装力量装备水平相较以往已有显著提升。

菲方正推进多型主战平台采购计划，包括战斗机、护卫舰及常规动力潜艇项目。法国、韩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与德国联合提出的潜艇方案均参与竞标。军购进程虽可能带动国防预算权重上升与部门话语权增强，但不能据此推断存在隐性利益输送链条。

回溯2017年马拉维战役期间，菲军部分装甲车辆甚至临时加装木板、纸板等简易防护层，以应对反坦克火力；对比当下聚焦远程打击、立体侦察能力与水下作战体系建设的讨论，反差极为鲜明。

我们更应聚焦军队职能转型带来的深层变化——新使命催生新预算、新装备、新训练模式与新国际合作形式。一旦“领土防卫”成为常态化任务范畴，南海议题便很难再被视作偶发性、临时性的外交插曲。

多重压力闭环

菲律宾失业率在2019年为5.1%，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飙升至10.3%，2022年回落至5.4%，整体呈现明显波动特征。

贫困率方面，2015年为23.3%，2018年降至16.7%，2021年疫情反弹后回升至18.1%。若仅以某一年份概括整个杜特尔特执政期的社会经济表现，极易导致判断失准。

中菲经贸往来持续扩大，并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能同步感受到收入增长或生活改善。就业稳定性、物价波动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仍频繁出现在政治辩论场域。宏观层面的合作成果与微观个体的生活体验之间，往往存在一道可见却难跨越的认知鸿沟。能源压力则更为直观：2024年4月，吕宋与维萨亚斯两大电网多次发布红色与黄色供电预警，高温天气推高用电负荷，多台主力机组停运或降额运行，系统备用容量持续承压。

2025年3月5日，吕宋电网发出当年首道黄色预警；截至2026年6月，全国居民平均电价已达每千瓦时12.43比索，当月数值甚至高于新加坡。

菲律宾能源主管部门将电价攀升归因于电力供应趋紧、需求持续走高双重因素叠加；国家财政赤字亦呈扩张态势——2024年为1.51万亿比索，2025年增至1.58万亿比索。

马兰帕亚天然气田虽面临储量自然衰减，但不宜简单解读为“气源枯竭”。菲政府已于2023年延长其运营服务合同，并于2026年1月正式宣布发现马兰帕亚东1号新气藏。

该气藏初步估算蕴藏天然气约980亿立方英尺，项目方与菲能源部正协同推进开发进度，力争于2026年第四季度实现商业供气。与此同时，菲律宾也在加速勘探其他潜在国内气源。

棉兰老岛局势同样不可标签化处理。该地区长期面临分离主义运动与武装冲突挑战，2017年马拉维危机爆发后，和平进程并未停滞。

2026年9月14日，邦萨摩洛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举行首届议会选举，约240万名登记选民角逐80个席位。这是落实2014年《全面和平协议》的关键一步，标志着政治整合进程仍在稳步推进。

梳理至此，能源价格高企、财政空间收窄与区域治理难题，均无法直接佐证菲政府蓄意制造南海争端；但上述结构性压力客观上提升了国家安全议题在国内政治议程中的优先级。安全话语不仅为防务投入提供正当性支撑，也为深化盟友合作创造现实理由——外部援助带来资金、装备与训练资源，海上常态化存在则必然提升摩擦概率，而每一次摩擦又会进一步强化公众的安全焦虑。

这才是70%这一数字最具解析价值的部分：它既不是一句“菲律宾民间普遍排华”所能概括，也非某国外势力单方面施压的结果，而是一条环环相扣、彼此强化的压力传导链。

殖民时期遗留的制度联系、美菲牢固的安全同盟、南海主权争议的历史纵深、菲军职能定位的持续演进，再加上能源困局与财政约束形成的现实挤压，正合力将中国更深地嵌入菲律宾国家安全叙事的核心位置。

真正棘手之处在于，领导人可以轮替，外交措辞可以缓和，但一旦安全认知固化为预算安排、装备采购、军事协议条款与公众常识，政策惯性便会日益强劲。

杜特尔特时期曾成功调整中菲关系氛围，却未能动摇既有安全架构；小马科斯执政后，则为这套成熟体系注入更多政策资源与执行动能。未来若要推动结构性转变，所需应对的将远不止某一次海上摩擦事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