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3年9月，北京一次普通聚会中，80岁的王蒙遇见了60岁的女记者单三娅。一个是经历过时代风雨的作家，一个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女性。两人相识只有15天，便决定登记结婚。消息传出后，议论随之而来：与相伴55年的发妻刚刚阴阳相隔，他为何这么快走进第二段婚姻？
这件事若只看表面，确实容易让人不解。可王蒙的人生，早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平静生活。更准确地说，他不是在遗忘一段婚姻，而是在巨大的失去之后，试图重新建立日常秩序。
1952年，北京。18岁的王蒙第一次见到19岁的崔瑞芳，便觉得对方似曾相识。他借书、写信、约对方散步，表达感情时毫不遮掩。王蒙后来回忆，那时的爱情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把人的心思和生活全都卷了进去。
崔瑞芳起初并没有立刻答应。1956年，她还在读大学，认为自己没有条件考虑婚事，两人一度分开。王蒙受到打击，写下小说《初恋》，也借此重新争取这段感情。分手后的重逢，让两人更加清楚，彼此已经进入了对方的人生。
1957年1月28日，23岁的王蒙与24岁的崔瑞芳结婚。婚礼很简单，崔瑞芳穿着绿色镶花边的棉衣，王蒙穿藏蓝色中山服，拍照后吃了一顿家常炸酱面。那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发争议，生活远没有后来那样顺遂。
婚后不久，王蒙被划为右派，随后长期处于人生低谷。1963年秋，他在电话中问妻子：“去新疆，你愿意吗？”崔瑞芳回答：“我同意，新疆是个好地方。”几分钟之内，两个人便定下了举家迁往伊犁的决定。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支持。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儿子，到了新疆后又有了女儿。一家五口在那里生活了16年，王蒙失去了正常发表作品的机会，却开始学习维吾尔语，接触当地风俗，也在沉重日子里寻找生活的缝隙。
崔瑞芳承担了许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情。她要照顾孩子，也要面对旁人的劝说和现实压力。王蒙后来谈到伴侣时说，一个人在外面承受再多困难，只要回到家还有理解和温暖，就仍然有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这句话并非抽象感慨，而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真实经验。
1979年，一家人返回北京。王蒙重新投入写作，早年创作的《青春万岁》终于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他后来担任文化部部长，但任职时间不长，便辞去职务，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回文学创作。
写作占据了王蒙大量时间，家里的安排则更多由崔瑞芳承担。她是教师，也是丈夫生活中的提醒者和照料者。王蒙有时沉浸在文字里，对日常事务粗心大意，崔瑞芳便替他收拾残局。女儿曾打趣说：“你们怎么总有说不完的话？”夫妻俩只是相视而笑。
2007年，两人迎来金婚。半个世纪里，他们经历过城市生活，也经历过新疆岁月；有过家庭团聚，也有过漫长的困顿。崔瑞芳曾说，两个人不是靠一句誓言走到金婚，而是在每一个具体难关面前，没有把对方推开。
遗憾的是，崔瑞芳后来患上肠癌。2012年3月23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相伴半生的人突然离开，王蒙一度难以适应，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失去了原有的着落。子女各自有工作和家庭，也不可能全天候陪伴在身边。
一年多后，王蒙在聚会上认识单三娅。对方有新闻工作经历，谈吐、阅历和处事方式都让他感到熟悉而舒服。两人很快确认关系，并于2013年10月1日在北京登记结婚。面对外界疑问，王蒙只说：“我想过活人的生活。”
这句话容易被误读成薄情，其实更像是一个老人对独居处境的直接回应。崔瑞芳生前就曾与他商量，年老后不能把生活负担全部交给子女，要尽量安排好自己的日子。再婚并不等于抹去旧日婚姻，更不是对发妻的否定，而是承认人在失去之后仍有生活需要。
此后，王蒙继续写作和出席文化活动。2015年，他凭借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关于那段晚年婚姻，外界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婚姻深处的冷暖，终究只有共同生活的人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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