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记下他的名字：安塔拉失踪记者父亲巴古斯的回忆

图：安塔拉失踪记者巴古斯父亲Mansyur Suryana于9月11日在Carita码头接受采访。

原标题：来自卡里达码头的归歌，呼唤失联的人们回家

雅加达，9月17日（安塔拉通讯社讯）—— 周二（9月8日），我收到母亲发来的一条社交媒体链接，内容是5名记者与3名船员在前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报道喷发任务途中失联的消息。

她的消息很简短：“孩子，千万小心，没有任何新闻比生命更重要。”当时我正忙着赶采访、拍素材、整理录音、写稿件，没来得及回复这条消息。

直到当晚所有报道全部发完，房间的灯暗下来，我才重新仔细盯着这条从清晨就没回复的短信，同时刷着Instagram上的动态。网络上已经散落出一长串失联者的名单，我一眼就看到了同部门同事的名字：穆罕默德·巴古斯·霍伊鲁纳斯（Muhammad Bagus Khoirunas）。

日子一天天过去，日常的采访工作照旧推进，直到周三（9月9日），报道协调员给我安排了任务：前往万丹省潘德格朗县的卡里达码头搜救站，跟进8名失联人员的搜寻报道。

图：9月18日，一位失联记者的多名家人和亲属在海滩花祭时，应记者要求转身拍摄合影。

一、未回复的短信里，我看见失联同事的名字

就在那天，已经两天没顾上回复母亲消息的我，拨通了她的电话，请她为我祈祷——在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仍处于三级警戒的状态下，我每一步参与搜寻任务都能平安顺遂。

接到任务的次日，我在印尼西部时间上午8点出发，下午1点左右抵达卡里达。刚到目的地，印尼国家搜救局、国军/警方的帐篷，以及临时尸检登记点都已经搭建完毕，同行的记者们从清晨就守在这里，准备记录哪怕最微小的搜寻进展。

一整个白天过去，夜幕降临，那张5名记者搭乘“阿鲁帕达图1号”快艇出发的最后合影，就摆在我眼前。我慢慢仔细辨认着每一张面孔，最后视线停留在了失联的同部门同事巴古斯的脸上。

我还清晰地记得，今年2月我们曾一起被派往万丹省潘德格朗县，报道一场政府部门的公务活动。

当时的巴古斯，是个动作利落、反应机敏的人。起初我们没怎么搭话，各自忙着手上的工作，直到他看见我胸前安塔拉通讯社的工作证，主动开口问：“姐，你是安塔拉雅加达总部的吗？我是安塔拉万丹分社的摄影记者。”我赶紧回他：“哇原来是你，大哥，幸会，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我们还和安塔拉万丹分社的电视记者苏斯米娅图娜一起拍了三人合影。后来我们在卡里达重逢时，苏斯米娅图娜——大家都习惯叫她埃博克姐——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我。只是这次重逢，我们都浸在同一份悲伤与等待里：等着巴古斯平安回家的消息。

埃博克姐告诉我，巴古斯在2024年12月22日刚刚和同样是安塔拉万丹分社记者的黛西·普尔纳玛·萨里结婚。那天从午后到傍晚，黛西一直坐在卡里达海滩的岸边，反复默念着祈祷。

图：安塔拉失踪记者巴古斯的妻子Desi Purnama Sari（右）在Carita码头接受媒体采访。

二、卡里达码头的合影：等待里的重逢与祈祷

太阳缓缓西沉，她的眼泪也越流越汹涌。我本该完成单位安排的采访任务，却站在原地僵住，只挤出了几句最寻常的安慰：“姐，你一定要撑住，巴古斯大哥肯定会被找到，很快就能平安回来的。”我实在不忍心再向黛西追问更多细节。

在继续讲述巴古斯的故事之前，我们先重新认识其余7名至今仍被宣告失联的人员：来自《独立报》的阿里·巴苏基、iNews电视台的尤迪斯蒂罗·普拉诺托、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菲尔曼·道斯，以及自由记者多纳·胡斯尼。

剩下的三名随船人员，分别是船长瓦尔塔、船员苏拉科曼，以及向导海里扬托。

截至本文发稿时，联合搜救队仍未找到快艇上的8人。与此同时，这场针对在巽他海峡水域失联的记者团队与“阿鲁帕达图1号”快艇船员的搜寻救援行动，在持续10天后正式宣告终止。

呼唤归家的歌谣仍在不断被唱起。联合搜救队动用了大量专业设备与数十艘船只，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少搜救队员主动下水潜入海底，走遍了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周边的所有岛屿，包括塞贝西岛、塞尔通岛，以及失联者家属特别提及的其余所有小岛。

人们反复念诵神圣经文，举行传统祈福仪式，所有的祈祷都只为呼唤他们能平安回到家中。那天夜里我们在卡里达码头正对面的民宿聊天时，黛西还在说：“我相信巴古斯一定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图：安塔拉失联摄影记者巴古斯（左）生前于2025年4月25日在中爪哇索洛Loji Gandrung举行的APFI 2025活动中获奖时的合影。

三、10天搜寻落幕，海岸边的归歌从未停下

抵达卡里达码头展开报道的第二天，巴古斯的父亲曼苏尔·苏尔雅纳来了。他不停来回踱步，和搜救站里的记者同行、印尼国家搜救局工作人员挨个交谈。

年近60岁的曼苏尔，本身也是安塔拉通讯社万丹分社的供稿人。作为一名记者，他希望自己独子的故事，能被全世界听见。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这个独生子能平安回家。

对曼苏尔来说，穆·巴古斯·霍伊鲁纳斯不只是独子，更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勤奋肯干，富有艺术气质，为了拍到一张好照片，哪怕身处危险环境也绝不退缩。

在父亲眼里，巴古斯的勇气，常常让家人忍不住为他揪着心。

“他是个特别能吃苦的孩子，胆子也大得惊人。为了发布重要新闻，不管多危险的地方他都敢去。”曼苏尔回忆起儿子时说。

曼苏尔至今还记得2018年万丹海啸发生时，巴古斯的工作状态。当时他毅然留在危险的灾区现场，记录下的画面，后来成了那场灾难报道里至关重要的内容。

曼苏尔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巴古斯拍到的一名被海浪卷走的灾民。当时巴古斯顶着湍急的水流坚持拍摄，最后虽然平安脱险，身上却已经布满伤口。

“他为了拍那个被浪卷走的人，顶着海浪往海里走，最后人平安了，浑身却全是血口子。”曼苏尔说。

在曼苏尔看来，这份勇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巴古斯从小就对世界充满好奇，对摄影的热爱几乎刻进了骨子里。

图：国家救援队正在搜寻于巽他海峡水域失联的五名记者。

四、父亲镜头之外：那个迎着海浪拍照的记者

除了灾难报道，巴古斯还经常深入万丹的偏远内陆，记录当地民众的真实处境。他曾先后报道过巴杜伊族的生活、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社会文化议题。

曼苏尔还记得，为了去到那些偏远难行的采访点，儿子经常天不亮就骑上摩托车出发。

巴古斯从来不是为了拍照片而拍照片，他希望自己的报道能推动政府关注到现场发现的真实问题。

“那些让人揪心的民生问题，他都一一报道出来，最后都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很多之前破损的设施，包括断掉的桥梁，最后都修好了。”曼苏尔说。

巴古斯的作品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不少照片被国内甚至国际媒体转载。曼苏尔至今还记得，儿子的一张作品被国际媒体关注时，他脸上藏不住的骄傲。

曼苏尔还讲起了巴古斯成为安塔拉通讯社摄影记者的经历：2018年，他先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入行。

此前巴古斯曾在哈姆卡教授穆罕默德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后来为了深耕艺术领域中途休学。原本曼苏尔希望他能完成学业，后来却把一台相机交到了他手里。正是从这台相机开始，巴古斯的摄影记者生涯正式起步。

“他天生就热爱艺术，以前喜欢弹吉他，想当音乐人。我跟他说，‘古斯，不如来安塔拉学新闻吧’，后来他就真的成了安塔拉的摄影记者。”曼苏尔回忆道。

为了完成正式的高等教育，巴古斯后来重返校园，在帕穆朗大学法学院就读，曼苏尔说，儿子原本计划在2027年完成全部学业。

在父亲眼里，巴古斯做记者从来不是只为了谋生，他把这份职业当成了服务公众的路径。

“他是为了民众在工作，是信息领域的无名英雄。”他说。

图：万丹省长安德拉·索尼于9月17日在万丹潘德朗县联合搜救主指挥所Marina Carita码头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对失踪快艇Arupadatu I及其八名乘客的搜救行动终止。

五、浪涛替他记得：把相机当成讲故事的武器

作为父亲，曼苏尔明白，一名记者深入现场探寻真相的勇气，往往要面对不小的风险。但作为父亲，他始终希望，这份勇气不需要用失去来作为代价。如今的曼苏尔，只能静静等待关于儿子的消息。

他向所有持续参与搜寻的记者、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关心巴古斯处境的各方人士表达了谢意。

“最重要的是他能平安，能回家。”曼苏尔说。

在漫长的等待里，曼苏尔始终攥着关于独子的所有回忆：这个热爱音乐、满身艺术气质、踏遍万丹每一处偏远角落的年轻人，最终选择用相机作为讲述普通人故事的方式。

对曼苏尔来说，巴古斯拍下的照片从来不是冰冷的画面。每一个画框背后，都藏着一段跋涉、一份勇气，以及让更多人看见真实困境的期盼。

祈祷的歌谣仍在夜色里被一遍遍唱起。连续10天跟进搜救行动的记者群里，不断有新的消息弹出，搜救行动最后一夜，人们送来的悼念花束接连不断，传递着彼此的心意。

无论如何，失去的重量始终无法被替代。除了期盼大海能紧紧抱住这8个生命，最终把他们送回各自家人的怀抱，没有什么能消解这份心情。

祈祷声从未停歇，卡里达海岸的浪涛唱着温柔的归歌，呼唤这些信息英雄回家。愿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平安，愿道路早日显现，让他们顺利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作者：Lintang Budiyanti Prameswari

（小标题为本报所加）